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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會轉型期出現社會分化，這成為研究“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不能忽略的重要問題。[1]社會轉型造成經濟利益分化，必然深刻影響大眾社會意識，影響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因此，我們必須認真分析和客觀評價這一現象，探討它在社會轉型期中對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產生什么影響,提出什么挑戰，以及如何重建主流意識形態的凝聚力等問題。

一、社會轉型中的利益分化與意識形態沖突

    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過程，市場開始在社會資源配置中扮演重要角色，資源配置方式和勞動產品分配方式的改變導致了社會轉型期中利益格局的變化。由于社會各個成員在經濟體制轉化過程中的地位不同，社會角色不同，能力不同，就導致他們的收入，獲得財富的多寡出現較大差距。伴隨著社會轉型和利益格局的分化，過去處在同一經濟狀態和社會地位的人，收入和貧富差距正在不斷擴大。一部分人通過合法或不合法手段成為社會富裕階層，一部分人開始滑入社會低層，成為相對貧困的階層。在社會轉型過程中，開始出現不同利益群體，利益格局正在進行一次新重組。

    中國改革開放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先導的全面社會轉型，經濟體制轉型與社會結構轉型同步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推動著社會結構轉型。經濟體制改革不但表現為一系列經濟制度的變遷過程，同時又是社會資源再分配過程。經濟改革和社會結構變遷的直接后果就是經濟利益格局重新調整和界定。下面我們對改革前后的狀況進行一下比較，看看這種轉變給整個社會和人們思想意識帶來哪些變化。

    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基本上照搬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這種體制的最大特征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加計劃經濟。在這種經濟體制中，國家掌握資源的配置權，經濟決策權高度集中，指令性計劃成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唯一形式，以指令性計劃為指導的資源配置成了社會資源唯一的配置方式。在這種經濟體制中，商品、價值規律、市場等這些在市場經濟中發揮作用的機制根本不存在。分配方式雖然被稱作是“按勞分配”，但實際上是一種變相平均主義和“大鍋飯”。從表面上來看，這種分配模式消除了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社會每一成員在經濟上都處于平等狀態，社會成員之間不存在經濟利益差異，不存在貧富之間的差距，但這種狀況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發展。

    改革開放首先破除了這種不符合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狀況的經濟模式，在重新認清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之后，我們找到了一條適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道路，也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市場調節為主要手段的經濟模式，市場在社會資源配置中起主導性作用。這種轉變不僅是經濟模式的轉變，同時也是社會意識、社會價值和道德觀發生變化的過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過程中，重新承認經濟利益在社會生產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個人利益重新為社會所承認、尊重和保護。在市場的范圍內，每個經濟活動主體都從個人經濟利益出發，按照市場活動的規則和規律進行商品生產、分配和交換。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所有制結構是單一公有制，以此相對應，勞動產品分配方式也同樣呈現單一模式。這種單一的所有制結構和分配方式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立初期表現出一定生命力，但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它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發展需要，越來越不利于調動國家、集體、個人等一切經濟主體的生產積極性。經過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傳統的單一公有制結構已經改變，勞動產品的單一分配模式也隨之發生改變。隨著多元化所有制結構的形成，勞動產品分配的多元形式也隨之產生。個人不僅作為勞動者進入生產過程，而且還作為物質生產要素的所有者進入生產過程。因此，勞動產品的分配既以勞動投入為尺度，也以生產要素投入為尺度。勞動產品的分配方式從過去單一的“按勞分配”轉變成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

    中國共產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這是對社會主義分配理論的一個重大突破。它有利于充分調動一切社會力量和社會資源進行經濟建設；有利于資本、技術、勞動、經營管理等生產要素優化配置和組合；有利于最大限度提高經濟效益和發展生產力；有利于資本、技術等要素參與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有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完善。隨著所有制改革和多元化產權的出現，各種生產要素，如土地、資金、技術、知識、信息、管理等都進入了市場，參與了勞動產品的分配。實施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實際上也就等于承認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各種生產要素都必須有償讓渡和使用，承認了生產要素可以作為資本來使用并參與勞動產品的分配，承認了人們對各種要素和資源占有上的不平等性。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的結合，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收入分配政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除了上面所提的原因之外，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和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也促使了社會的分化。另外，在中國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一部分掌握了社會政治權力的人，用手中的權力進行權、錢交易，非法侵占社會財產，把大量社會財富占為私有，這也是我國社會分化產生的原因之一。

    隨著經濟改革不斷深化，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了經濟利益分化，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團，出現了新的社會分化和分層。面對改革期間所出現的這一新問題以及由此引起的其它問題，我們應該慎重和認真加以研究。馬克思曾經深刻指出，經濟利益的矛盾和沖突是一切社會矛盾和沖突的根源。在社會轉型期中出現的利益分化必然導致社會分化，必然導致社會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最終一定會被反映和表現在社會意識形態中。社會轉型中發生的社會變革會對大眾意識和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產生深刻影響。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在社會轉型期中，各種思想流派、學說觀點紛紛浮現出來，最終表現為社會轉型期中的意識形態沖突。回顧20多年走過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伴隨著經濟利益格局的變化，意識形態內的斗爭和沖突非常激烈。總的來說，我們認為這是正常現象。馬克思曾經明確指出，經濟基礎中的變化最終都會被反映到思想意識中，都會被反映在社會意識形態中。對中國社會轉型期出現的意識形態沖突，我們要有正面和積極的評價。中國社會轉型期出現的意識形態沖突是社會和思想進步的表現。從中國實行改革開放起，意識形態領域就再也沒有平靜過。意識形態領域的沖突，首先起源于鄧小平倡導和發動的“思想解放”運動。正是鄧小平發動和倡導的這一運動，把人們頭腦中的僵化意識、錯誤觀念一掃而光。在當時中國意識形態領域中，圍繞“實踐”與馬克思主義理論之間的關系展開的大討論，澄清了人們的認識，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掃清了改革開放道路上的思想障礙，促進了改革開放的成功。如果沒有這場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沖突，我們的思想將難以解放，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也不可能重新煥發，我們也不可能在社會主義實踐道路上獲得如此巨大成就。由此可以看到，在社會轉型期出現的意識形態沖突，有它非常積極向上的意義。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過程中，如果沒有思想解放的精神，沒有敢于懷疑、勇于探索和不斷實踐的精神，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將沒有希望。

    經濟格局重新調整和經濟利益分化，社會轉型期中的矛盾和沖突，不但引起意識形態沖突，而且還引起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即在中國社會經濟格局重新調整和經濟利益再分配的過程中，在意識形態沖突過程中，如何保持和重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凝聚力，這是一個我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踐中面臨的新問題，是我們不得不認真思考和研究的問題。

二、如何重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凝聚力

    無論在東、西方社會，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問題與意識形態的“凝聚力”問題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方面，必須聯系起來加以考慮。下面我們就分別從政治權力合法性的社會基礎、意識形態與社會政治權力合法性之間的關系入手，探討一下主流意識形態的凝聚力重建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沒有專門論述過“合法性”問題，但我們認為，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有關論述中，已經包含了對社會政治權力“合法性”問題的解釋。在對社會形態的分析中，歷史唯物主義深刻揭示出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依賴關系和反作用。在這種依賴和反作用的關系中，只有適應社會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才能夠被建立起來。因此，社會政治權力只有適應經濟基礎的需要才具有“合法性”。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辯證關系的論述中，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客觀、完整和全面地解釋了社會政治權力存在的“合法性”問題。從歷史唯物主義對政治權力合法性的解釋中可以看到，馬克思恩格斯是從客觀的社會經濟基礎出發來說明上層建筑的產生、存在和發展變化，說明上層建筑存在的合理性。因此，一個社會政治權力是否具有合法性，也就是看它是不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這是重建我國社會政治權力“合法性”的基礎。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結合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清楚地看到。

    當列寧領導俄國共產黨第一次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國家時，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轉化成了現實。在當時，對于剛剛掌握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來說，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同時也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實踐問題。列寧從當時蘇俄社會主義實踐出發，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列寧不僅清楚地認識到，具有“合法性”的政治權力應該是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代表了先進的革命階級的政治權力，而且這種政治權力還應該獲得大眾意識的認同。在大眾意識的承認和接納中，國家機構才能有效地行使政治權力，才能有效地發揮政治權力的社會功能。列寧正是本著這一認識開始了蘇維埃政權的建設。

    我們知道，十月革命雖然發生在1917年，但嚴格來說，這場革命直到蘇俄國內戰爭結束后才獲完結。十月革命期間，布爾什維克提出的口號是“和平、土地和面包”，在當時，這個口號極大調動了廣大人民參與革命的熱情和積極性，列寧通過正確分析蘇俄革命的現狀和當前主要問題，英明作出決定，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使當時的蘇俄獲得了和平。但事隔不久，國內又爆發內戰。當時出于戰爭需要，布爾什維克黨實行了余糧征集制。余糧征收導致了農民對當時蘇維埃政權的不滿，有不少農民參加了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內戰。面對這種情況，列寧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繼續實行軍事共產主義政策，靠國家機器的暴力來維持無產階級專政，鎮壓敵對力量，并以此獲得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另外還有一種選擇，就是根據當時客觀形勢變化調整路線、方針和政策，滿足廣大工人和農民的要求。在反映和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并滿足他們的利益需要中，使布爾什維克的政治權力重新獲得合法性。列寧選擇了后一種做法。蘇共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決定廢除余糧征集制，開始推行新經濟政策，調整當時蘇俄的社會生產關系，使它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狀況需要。在這一調整和改革中，國內經濟和政治形勢發生了驚人變化。由于及時調整了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增強了同農民的聯盟，國內經濟開始復蘇，由此大大地增強了蘇維埃政權的“合法性”地位。

    翻開中國共產黨的80年發展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國民黨政權統治，在這場社會革命中，中國共產黨充當了領導力量，它充分反映社會大部分人的利益和需求，代表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當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奪得國家政權之后，人民大眾對新政權熱情擁戴。在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權力有著廣闊的社會基礎，它的合法性是不言自明的。粉碎“四人幫”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改革開放，發展經濟，推動社會現代化的進程，這又一次順應了社會歷史發展潮流，反映和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和需要。在改革開放的20多年中，不但帶來了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巨大變化，同樣也帶來了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水平的極大提高。因此，在改革開放中中國共產黨政治權力的基礎更加牢固，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又一次被實踐所證明。從以上的歷史回顧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社會政治權力的合法性是以能正確反映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能順應廣大民眾要求和代表廣大民眾的切身利益、并能找到切實可行的方式去滿足廣大民眾切身利益為基礎的。

    在人類社會發展各個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都具有同化大眾意識的凝聚力，使社會在統一的理想、目標和方向中邁進。從另外一個方面看，社會政治權力同時也是在意識形態的敘述和解釋中獲得合法性，被大眾意識承認和接受，并承認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在一個社會發展過程中，主流意識形態的凝聚力減弱或者喪失，那么社會的穩定和向心力也將減弱，由此必然引起人們對政治權力合法性的懷疑，產生信仰危機。因此，在任何一種社會形態中，在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意識形態的凝聚力都至關重要，它對保證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保持社會穩定，緩解社會矛盾和沖突，引導大眾意識和行為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如前所述，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導致社會結構變化，不同利益階層和利益集團正在出現，社會出現新的分化。那么，在社會發生如此變化的過程中，社會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以及意識形態的凝聚力是否可能在一個新基礎上重建？如果可能的話，這個基礎何在？我們認為，這個基礎就是社會各個階層共同的利益，而“三個代表”思想所提出的正是代表了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

    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之后，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50多年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特別是20多年的經濟改革，使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改革必然帶來社會結構的變化，這一點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社會結構的變化，各種不同經濟利益集團的產生，必然對執政黨如何獲得廣大民眾的認同，如何獲得一個新的“合法性”基礎提出新的挑戰。筆者認為，面對新的挑戰，我們在思想觀念上必須有新的突破和發展，在理論和實踐上拓展新的空間和領域。

    首先，面對所發生的巨大社會變化，我們應該緊緊圍繞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這個基本出發點來確定我們的方針和政策。既然社會主義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中國共產黨就必須面對中國社會的現狀提出自己的任務，制定方針和政策，就必須面對這一客觀的國情尋找自己的“合法性”基礎。這也就是我們通常反復強調的“實事求是”。如果我們不是面對現實去確定我們黨的目標，制定方針和政策，不是面對客觀現實去確定我們黨的性質，而是一味從書本出發，從脫離客觀的教條出發，那么我們黨將會在這場社會變革中喪失自己的生命力和戰斗力，喪失自己的“合法性”基礎。

    其次，我們可以看到，從一定的意義上來說，江澤民同志的“三個代表”思想正是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現實基礎，面對20多年經濟改革過程中中國社會所出現的變化，面對中國社會各種階層和利益集團的的現狀，對中國共產黨在未來的發展中所立足的基礎提出了創造性的見解。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新貢獻，是立足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新實踐，是運用馬克思的國家理論的新典范。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我國改革開放的現階段，雖然社會出現了不同的利益集團和利益階層，但在現階段重建意識形態的凝聚力和政治權力的合法性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我們以“三個代表”為指導，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我們就可能在新形勢下使我們的工作獲得新的進展。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鄭杭生.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和中國社會的轉型[M].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111－146.

    對祖國大陸腐敗問題的經濟學分析/文士元

    作者在臺刊《臺海兩岸前瞻探索》第29期上發表文章指出，目前中央反腐敗措施主要集中在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官員的道德水平和加大打擊、懲罰力度等方面，忽視了祖國大陸腐敗問題之所以越演越烈，其活動領域也有呈現不斷擴大和不斷加深之勢，乃是有其經濟制度的根源。中國搞活經濟后，將人的貪念也一并誘發出來。國家雖力主對貪官嚴辦，但是現在的腐敗已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和法律領域中少數人不道德或惡意違規的個別現象，而是一個有著廣泛的經濟根源和深刻制度原因的普遍的客觀存在，必須從根本上探尋反腐敗的方法和措施。

    [2]本書編寫組.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學習讀本)[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