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小鍋爐的高耗能問題,是改造?關閉?還是用熱電聯產的方式將它們“整合”起來集中供能?對于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采用“一刀切”的方式顯然不合適。
在上海院士中心昨天主辦的第35期院士沙龍上,來自各領域的院士、專家、學者不約而同地提及了“系統思維”一詞。畢竟,在一個個如火如荼的節能工程中,采用何種技術,如何規劃、設計、施工,都應在通盤考慮各種因素的基礎上作出最佳選擇,不能為了節能而節能。
局部VS整體
長江中下游地區,一條20公里長的地鐵一年的耗電量達1億千瓦時,其中一半耗在了空調上。正在進行全國地鐵能耗調查的施仲衡院士發現了不少地鐵設計中的“一根筋”問題。他指出,由于設計單位一味考慮到運能問題,不少城市都按照能容量8節車廂的標準建設地鐵車站,卻未能兼顧車站空間過大帶來的空調能耗問題。
以地鐵為例,施仲衡說,能耗問題滲透在每項工程的各個環節。作為設計者,既要關注局部細節,更要從整體上平衡考慮,學會用變通的方式處理能耗問題。比如,要保證運能不一定要增加列車長度,加大車輛運行的密度同樣可行。近幾年,俄羅斯就將高峰時段的地鐵發車間隔縮短到1分鐘,這樣,每公里每天的運能是我國的2倍。
技術VS管理
大大小小的節能項目中,技術派始終唱著“主角”。有趣的是,參加本次沙龍的技術專家們非但沒有“王婆賣瓜”,反而深感節能管理與政策引導的不足。
節能技術為何遭遇推廣難?上海清潔能源中心總工程師羅永浩認為,政策引導很重要。政府部門若能出臺一批能效標準和一套合理的獎懲政策,企業也就多了份動力。市節能協會理事長施明融則為相關標準的缺失而擔憂。他表示,節能減排工作涉及的標準少說也有上千個,但目前能拿得出來的也就百來個,其中70%還是制訂于上世紀的“過時貨”。上海電氣電站集團副總工程師韓賓建議對小型發電機組進行一次全面普查,對某些能耗過高的設備實施強制淘汰,并及時補上運營管理中的漏洞。
眼前VS長遠
用我們手中的排放權換取發達國家的資金支持,用于國內的節能減排工程——據統計,我國已核準了239個這樣的CDM(清潔發展機制)項目。從眼前看,CDM項目的確是個劃算的買賣。可施明融提醒大家,排放權也是一種稀缺資源,需要長遠規劃、合理使用,不宜蜂擁而上。
從已經實施的《京都議定書》到即將啟動的《后京都議定書》,市環境科學研究院大氣研究所所長陳長虹表示,無論是技術還是管理創新,在節能減排問題上,光考慮“十一五”甚至“十二五”都還不夠,應有一個戰略性的規劃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