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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州轉型，不僅是蘇南第三波轉型的縮影，更能從中觀察到中國其他區域發展的“影子”。

　　中國電影金雞獎永久落戶蘇州之后的首次頒獎盛典，于10月27日在金雞湖畔炫目登場。喧囂背后，是蘇州對文化、會展等現代服務業崛起的渴求。“一個城市的競爭力除了經濟實力外，更重要的是軟實力--文化。電影是一種新型文化、現代文化、國際文化，具有大眾性、產業性和國際性的特點，電影金雞獎評獎基地的建設，對蘇州重組文化旅游產業具有重大意義。”蘇州市副市長周偉強的觀點，代表了蘇州市對產業“軟化”的一種認識。

　　近幾年來，“富財政，窮百姓”、“只長骨頭不長肉”等坊間議論，讓蘇州在人們心目中有了多重“背影”。“只長骨頭不長肉”等說法，顯然不能讓蘇州人痛快地接受。蘇州市委宣傳部負責人認為，這種說法僅僅是某些人的觀點，并舉出了堅實的證明：“蘇州每年上交國家的，四大銀行獲取的利潤，海關直接拿走的稅收，幾項加起來達1000億，哪個城市有這個‘肉’？”

　　不管漩渦中的蘇州是何種感受，蘇州模式的悄然轉型確是不爭的事實。

　　從2004年開始，3年間，在“成長的煩惱”與“轉型的陣痛”交織中，蘇州的“改版升級”一刻也沒有松懈。

　　從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到開放型經濟，從招商引資一號工程到謀求現代服務業崛起，蘇州轉型，不僅是蘇南第三波轉型的縮影，更能從中觀察到中國其他區域發展的“影子”。

　　“一號文件”與蘇州新棋局

　　江蘇省委常委、蘇州市委書記王榮，經常將蘇州市2006年初制定的“四大行動計劃”的文本，放在自己的包里，有空就拿出來看看。如何讓蘇州順利升級，一直是縈繞在他心頭的一件大事。“四大行動計劃”具體包括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轉變增長方式、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與提高市民文明素質四個方面的內容。實際上，這是3年多來，蘇州轉型過程中的一個具有深刻涵義的細節。

　　上世紀90年代開放型經濟開始崛起，招商引資在2003年達到頂峰后開始下滑。蘇州市政府研究室原主任、蘇州市政協副秘書長徐偉榮認為，產業梯度轉移再一次對蘇州發生作用，未來蘇州經濟能否進一步發展，不能單純依靠外資，將取決于如何抓住民營經濟大發展的機遇。

　　于是，在2004年初，蘇州以“一號文件”的形式，為第三次轉型“揭幕”。

　　是年初，蘇州市委、市政府正式下發《關于促進民營經濟騰飛的決定》，這是蘇州市委、市政府2004年的“一號文件”。其中，蘇州宣布了“到2006年底全市民營經濟主要經濟指標比2003年翻番”的目標。以此為標志，蘇州的“民營經濟時代”從2004年開始初露端倪。“外資與民資是一種相向的運動過程，民資壯大之后，外資轉移與否，對蘇州經濟不會造成根本性的動搖。”徐偉榮說道。

　　實際上，壯大民營經濟發展，只是蘇州轉型的一個方面，同時，蘇州不得不面對三次產業結構出現的嚴重“傾斜”。2001年以來，蘇州第三產業比重持續下降。到2005年，第二產業占蘇州GDP的比重達66.8%，其比重之高位居長三角第一位；第三產業的比重為31.2%，其比重之低位居長三角倒數第二位，比長三角40.6%的平均水平低了近10個百分點。當年蘇州實際利用的外資中，二產占到了93.47%，三產僅僅只有6.39%。這與蘇州高經濟增長、高人均GDP水平和高經濟發展階段顯得極不相稱。

　　實際上，蘇州從制造業向服務業的轉型步履維艱，出現了制造業比重持續提升、服務業不斷降低的滑坡現象和后退傾向。華東師范大學長三角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徐長樂在“第二屆蘇州論壇”上發言時指出，根據經濟發展、人均GDP提升與產業結構高級化的相關關系的國際經驗比較，蘇州產業結構的有序化程度在長三角是相對最差的幾個城市之一，其第三產業的比重之低、提升之慢與人均GDP的增長之快的偏離程度相對最大。

　　于是，蘇州轉型的第二個“一號文件”在2005年初出爐———《關于促進服務業跨越發展的政策意見》。“今后蘇州的發展是優二保三”，蘇州市市長閻立認為，蘇州只是一個工業化的城市，正在向現代化的城市過渡。對于一個現代化的城市，其標志是現代服務業在產業結構中應該占據一個相當高的比重。所以，對于蘇州來說，就必須有滿足工業化城市、現代化城市需求的服務業。

　　發生在2005年秋天的一件事，深刻反映了蘇州產業發展的“短板”。

　　為了決定每年10億元額度的科技型中小企業技術創新基金的投向，國家科技部來到蘇州考察，對此間的潛在項目進行過一番“地毯式”搜索，結果大失所望。當時參與項目遴選的專家、蘇州大學財經學院院長萬解秋介紹說，像片狀電阻研制這類比較有份量的項目鳳毛麟角，大部分只是紡機零部件改進、空調通風管改造等小打小鬧的技術革新，談不上自主創新。

　　在2005年，整個蘇州市上報國家申請創新基金的項目屈指可數。即使是在以高科技含量著稱的蘇州工業園區國際科技園，情況也并不很樂觀。蘇州工業園區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的高級行政主管尤以丁介紹說，國際科技園中20多家集成電路設計企業，90%以上都是外資背景；30多家軟件企業中，從事高端設計的也只有兩三家。“每創造1美元利潤，70%以上被外資拿走了，中間商又賺走約20%，只有5%的利潤是我們自己的。”

　　國外建設創新型城市的經驗表明，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后，城市應該從模仿創新為主向原始創新為主的戰略轉移。2006年，蘇州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大關。經過連續兩年的一號文件之后，面對產業短板，蘇州該怎么辦？答案很快在2006年春節后呈現出來。

　　2006年春節過后不久，蘇州市委、市政府就召開科技創新大會，發布了《關于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城市的決定》，提出到2010年，基本形成支撐經濟社會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的自主創新能力，基本建成國際新興科技城市。蘇州建設自主創新型城市進入全面提高階段。隨后，在2006年的4月，“四大行動計劃”正式開始實施。

　　至此，經過3年的規劃布局，蘇州轉型的新棋局，完整地呈現出來。“四大行動計劃”的文本也被王榮放進了自己的包中。

　　圓融蘇州

　　在介紹蘇州工業園區的畫冊上，有這樣一段話：圓融，像歷史睜開的眼睛，朝前看，陽光燦爛的前景；圓融，像金雞湖上的銀帆，升起來，彩霞滿天的信心。“圓融”是建在蘇州工業園區金雞湖畔的一個標志性雕塑，整個雕塑圓中包容著方，兩種彼此矛盾的元素共存于一體，蘊含著深沉的哲學思考。圓融的英文名為Harmony，翻譯為中文即“和諧”。如今，它已然成了園區的標志，不僅象征中國傳統錢幣的造型和外幣的符號，還象征著中國江蘇和新加坡的經濟合作。

　　1994年，中國和新加坡兩國政府正式簽訂《關于合作開發建設蘇州工業園區的協議》。這是中國政府首次與一個外國政府直接合作創辦的一個經濟開發區，也是中國唯一以借鑒外國經濟與公共行政管理經驗為特色的開發區。徐偉榮認為，這是蘇州發展的轉折點。在此后的十多年里，這里創造出了“一天創造1個億的GDP，一天上繳1260萬元的財政收入，一天引進400萬美元外資”的奇跡。

　　蘇州工業園區呈現的不僅僅是全線飄紅的經濟，其更大的意義是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實現了與自然生態的完美和諧，引來媒體一片驚呼：蘇州工業園區是科學發展的真正樣本。

　　到2004年慶祝建園10周年時，蘇州工業園已成長為蘇州的CBD。園區西部的金雞湖，也成為蘇州人身邊的“西湖”。水是蘇州的“外衣”，每年的黃金周，來園區旅游的人都能超過三四十萬。園區社會事業局曾對1000戶園區居民進行調查顯示，居民帶外地親友游玩的第一選擇是古典園林，之后便是金雞湖。

　　蘇州工業園區管理委員會總規劃師楊曉敏認為，這里名為工業園，但不僅僅是工業園，從城市規劃，到產業布局、人居環境還有園林綠化，再到公共服務、文化品位，都要體現出一座現代城市的風范。正因為合理的規劃布局，園區把“工業”這一內核與秀美的園林、自在的生活、便利的商業巧妙地融為一體。在這里，你仿佛可以清晰地聽到充滿青春能量的心跳聲。

　　如今的金雞湖，已成為人們體會蘇州現代城市面貌的一個窗口。金雞湖景觀體現了“兩種城市個性”，城市湖泊公園可以通過從東北到西南的一條軸線分成兩個部分，西北部是城市的、年輕的、活潑的、充滿能量的，東南部則是自然的、寧靜的，十幾座形態各異的小橋散落于小河之上，周圍的建筑是蘇州古城里常見的那種黛瓦粉墻。這里沒有躁動的流行樂，沒有眩目的光束，有的只是江南水鄉的靜謐與溫柔。在金雞湖景觀的設計者、美國易道環境規劃設計有限公司亞洲區主席喬全生看來，這是一種前進中的“掙扎”，就是如何在接軌國際、走向未來的過程中保持傳統，達到開放與融合的和諧。

　　“用古典園林的精巧，布局出現代經濟的版圖；用雙面蘇繡的絕活，實現東西方文化的對接。”金雞湖景觀成為蘇州城這種絕妙融合最美的縮影。用王榮的話說，今天的蘇州在整體上是“三個蘇州”的和諧統一：老城區是“古蘇州”；西邊的高新區是“新蘇州”；東邊的新加坡工業園是“洋蘇州”。矗立在金雞湖畔的“圓融”雕塑，就成為三者統一的完美體現。

　　中國發展的“影子”

　　2005年蘇州工業總產值突破萬億大關之后，是繼上海之后第二個工業總產值和規模以上工業產值超越萬億的城市，蘇州成為真正的制造業強市。

　　隨著蘇州經濟發展一路高歌，“蘇州模式”達到了中國發展樣板的制高點。2000年以來，全國各地的城市都在向蘇州學習，招商引資成為不約而同的“一號工程”。就連一向以民營經濟基礎發達的浙江溫州，也在2005年將招商引資確定為“一號工程”。90年代前期，曾有人針對蘇南鄉鎮企業的滑坡提出，蘇南模式要向溫州模式“投降”，但現實狀況表明，蘇州在十多年來的新一輪競爭中似乎更勝一籌。

　　蘇州經濟的“第一桶金”，源自上世紀80年代初農村經濟的崛起。以鄉鎮企業為主體的蘇南模式，創造出了區域經濟發展中一種特殊形式的“農村包圍城市”，以極大的震撼力和吸引力影響著全國。

　　上世紀90年代后，提起蘇州，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極具特色的招商引資手段，原蘇州市長章新勝專門針對李光耀進行的城市營銷，也被作為經典案例在全國一次次地被提起。蘇州歷屆政府打造的這種“蘇州經驗”，目前正在被各地競相效仿。最吸引眼球的就是媒體和評論家對“蘇州出干部”的分析報道。隨著干部的流動，“蘇州模式”也在其他地區發生著作用，原蘇州市委書記王珉主政吉林省后的變化，就是一個佐證。

　　從自生內向型經濟走向開放型經濟，再到民外合璧的“第三步”，蘇州的演進，實際上反映了中國宏觀層面經濟轉型的三個方面：一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二是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三是增長方式的轉型。蘇州率先推進了前兩個轉型，在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和開放型經濟的前兩輪發展中，蘇州先行一步，引領全國。

　　目前，如何實現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成為中國“內外并重、國強民富”的樣板，將是蘇州面臨的一個重大的新課題。蘇州3年多來的第三次轉型升級中，一方面映射出了江蘇省對于地方執政能力和目標的轉換。另一方面，從國家的角度來說，正好呼應了中央政府開始更加注重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蘇州的第三次轉型，其社會實驗意義，絕不亞于蘇州的前兩次轉型，畢竟，蘇州的發展呈現出了中國未來發展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