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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過對一個證券類應用軟件產品——柜面系統的創新歷程的實證解剖，揭不高技術產業集群創新過程的演化特征，同時以杭州軟件產業集群為例，分析我國目前高技術產業集群創新過程存在的局限性，并與硅谷模式進行比較分析，結合我國實際，構筑了我國高技術產業集群模塊分包的創新過程模式，實現我國高技術產業集群的網絡化創新。

　　關鍵詞：高技術產業集群；模塊分包；創新過程模式

　　中圖分類號：F061．5；F270 文獻標識碼：A

　　技術創新過程可以看作是創新要素在創新目標下的流動、實現過程，關于創新過程模式的研究，Rothwell劃分了技術創新過程的五代主導模式，從這個劃分來看，前面三代模式主要還是停留在線性過程的基礎上；第四代尤其是第五代模式強調系統一體化與擴展的網絡化技術創新過程模式：創新者企業不僅在內部更好地實現各功能的平行作業和一體化，而且能廣泛地同供應商及其他戰略伙伴在技術創新上進行廣泛地協作和外包，就具體模式而言，Kline和Rosenberg提出著名的“鏈環一同路模型”，模式否定了當時的線性過程模式，充分強調知識庫的作用及其在各階段的參與；此外，不同學者分別從內外知識流動、縮短技術創新周期、社會過程的角度提出了整體觀模型、共生模式、網絡模式。等，從上述技術創新過程模式演化及具體的創新過程模式不難得出，技術創新過程的一體化和網絡化將是創新過程未來的發展趨勢，同時也可以發現，現有的、對技術創新過程的研究還是更多地從單個企業的層面上進行解剖分析，

　　產業集群作為一種新興的創新組織形式，網絡化創新將在其內部得到很好的體現，Freeman認為，創新集群網絡化過程具有以下幾個特征：反饋環縮短；非正式技術合作；用戶成為創新者；循序漸進創新過程被打破；技術創新出現階段性躍遷等，但是，目前對產業集群創新行為的研究更多地還是從創新系統層面來揭示集群的內部創新，很少有研究從創新過程層面來揭示集群創新特征，即使有的提出了集群網絡化創新的一些特征，也僅僅停留在理論上，缺乏一定實證研究，還不能很好地深入揭示集群內部的創新特征，同時，對于高技術產業集群的創新過程，由于其產業特性、所處階段、創新網絡等方面和傳統產業集群存在一定的差異，集群內部的創新過程模式也會有所變化，本文通過對杭州軟件產業集群創新過程演化的實證剖析，及與硅谷模式的比較分析，提出高技術產業集群模塊分包的創新過程模式，探討高技術產業集群創新過程的發展方向，這對我國高技術產業集群創新行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1杭州軟件產業集群中產品創新過程模式分析
　　
　　1．1 集群簡介

　　軟件產業是杭州市近幾年來發展最快、最具活力的產業之一，它起步于20世紀90年代初，于90年代中后期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具體表現為軟件企業的數量、規模、效益、實力等均有顯著提高，軟件業集群也迅速崛起，據統計，目前集群集中了全省大部分軟件企業：杭州市目前從事應用軟件開發、銷售、培訓、服務和系統集成的企業共有516家，占浙江省軟件企業總數的50％以上，約占全國軟件企業總數的10％；軟件企業從業人員現約有2萬人，占浙江省的50％以上；杭州市軟件產業收入占全省的80％以上，其中，集群中的恒生電子、信雅達、新利軟件、新中大、愛科電腦、浙大網新、浙大中控、創業等企業已成為全國某些行業和領域具有較高知名度的優秀軟件企業，122家軟件企業通過“雙軟”認定，占浙江省總數的80％以上，集群中軟件企業主要是以開發專業應用軟件和行業應用軟件及系統集成為主。

　　杭州軟件產業集群的發展很好地體現了我國高技術產業集群的一些共有特征，本文以該集群中某個典型應用軟件產品柜面系統為例，對其開發過程進行剖析，試圖揭示現有高技術集群內部的創新過程模式。

　　1．2 集群產品——柜面系統技術發展及創新歷程

　　柜面系統是杭州軟件產業集群中一個典型的應用類證券軟件產品，隨著產業集群的不斷發展，產品創新經歷了四代演變，下面通過分析研究柜面系統四代演變(圖1)來剖析該集群創新過程模式的發展。

　　第一代產品(1993～1994)：該產品出現主要源自創始人的市場敏感，發現這個產品潛在的市場需求，該產品的上游供應“材料”，也就是基礎軟件以直接購買的方式采用Novell公司的Netware操作系統和Btrive數據庫，同時也會使用其他一些數據庫，由于該產品是應用類軟件產品，企業充分認識到產品開發過程中與客戶合作的重要性，當時就積極和券商合作，培養熱心的客戶，進行試運行產品，發現問題，馬上反饋進行程序調整、修改，在新利公司的開發過程中，還充分利用集群內部的資源，積極和浙江省工商銀行科技部進行合作開發，因而第一代產品的開發主要是市場拉動模式，特征是將市場需求作為創新的起點，市場是R&D設想的真正源泉，R&D是對市場需求的一種反應，但創新還僅停留在線性過程階段，簡單地說，在創新過程中更多地也只是與客戶互動，缺乏和“第三者”(包括同行企業及供應商)的溝通與合作。

　　第二代產品(1995—1996)：由于第一代產品采用的Btrive數據庫小、關聯度也較差，導致系統不穩定；同時證券市場的變化日新月異，交易結構也不斷變化，原來的產品已不能滿足客戶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下，新利公司的衍生企業——恒生公司在第一代的基礎上進行重新設計和修改，第二代產品的主要特征是統一的數據庫，統一的字段，并有版本編號，同時，第二代產品關聯度加深，開發了電話委托功能，處理數據的能力加快，參數定義更加詳細，操作也更為簡單方便，在修改開發過程中，公司的技術人員到現場和客戶溝通，了解他們的要求，并在現場指導實施，因而，與第一代產品類似，公司創新過程仍然停留在與客戶合作開發的層面上，但由于第一階段技術積累，產品功能得到了很大的完善。

　　第三代產品：到1997年，證券公司行情開始變好，股民不斷增多，業務量不斷增長，原來的系統不斷出現新的問題，安全性也不斷受到挑戰，同時上游供應商也不斷開發出新的操作系統，在這樣的情況下，恒生率先采用了微軟的SQL數據庫和NT操作系統，在新的平臺軟件基礎上重新進行產品設計和研發，開發出了第三代柜面系統，新利也隨之跟進，當時公司與哈爾濱證券公司合作，公司派3人，證券公司出2人，組成供應商客戶的項目團隊，進行合作開發，這樣開發出來的產品更符合客戶的實際需求，也加快了開發進程，公司采用微軟的平臺軟件，在開發過程中碰到問題，微軟將直接提供技術服務支持，公司還花了20萬元和微軟公司結成了優質服務伙伴，因而在第三代產品開發過程中，公司在保持和客戶頻繁互動的基礎上，加強了與供應商聯系，在合作過程中不斷吸收外部(微軟、哈爾濱證券公司)的先進技術，優化了自身的創新過程，也提升了自身的技術能力，應該說，在第三代產品開發過程中，企業建立了較好的網絡開發的意識，特別加強了與集群外部的聯系，加速了集群內外部知識流的速度，從某種程度上大大提升了企業的技術能力，但是，出于種種原因，企業沒有很好地利用本地資源，忽視了與本地企業的合作、交流，因而在不自覺的結網過程中出現了較明顯的網絡結構空洞。

　　第四代產品：1998年以后，稱之為第四代產品，該階段產品、市場、人員都不斷趨向于成熟，證監會要求統一操作系統，數據庫和操作員分離，SQL數據庫能很好地滿足這一點，公司在開發過程中也不斷完善產品，采用大系統集成的多重備份，三層的數據傳輸結構，在安全、監控、成本、績效考核、業務操作等方面的功能都有了很大提高，這也是公司在合作開發過程中技術能力提高的一個很好的體現，但比較遺憾的是，公司自始至終都沒有展開與本地企業的合作；雖然不斷加強與上下游之間的合作，但創新過程沒有邁出實質性的步伐即始終停留在線性創新階段。

　　1．3杭州軟件產業集群創新過程的特征

　　從上述創新過程的發展來看，雖然企業自覺或不自覺地試圖通過構筑創新網絡來達到優化創新過程的目的，但迄今為止，集群內企業仍然停滯不前，重復著以往的加強與客戶、供應商甚至外部機構的合作聯系，而沒有通過真正發展新的合作伙伴(特別是本地企業、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等)來拓寬企業的新產品開發思路，以達到優化創新過程，進而提升技術能力的目的，杭州軟件產業集群創新過程有以下幾個特征。

　　1)客戶合作互動明顯，在應用類軟件占70％的杭州軟件產業集群內，應用軟件開發一個很明顯特征就是和客戶的互動非常頻繁，而產品的技術含量不是很高，公司的競爭主要還是體現在對行業的理解深度，也就是說進入壁壘不在于技術，而是在于對客戶的理解深度，因此，了解客戶需求，和客戶的頻繁互動將是公司獲取產品競爭力的一個重要方式。

　　2)集群外供應商技術支持和互動，集群軟件企業以同外公司的產品作為系統開發平臺，然后根據我國行業客戶的具體需求，在此平臺上作外圍開發，使其能更好地貼近和滿足客戶需求。在合作過程中，通過培訓、講座、合作建立項目組等形式學習國外公司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從而提升公司的競爭能力。

　　3)企業衍生中創新，杭州軟件產業集群中的金融證券業產品的開發最早是新利公司，而從新利公司衍生出來的恒生和信雅達公司充分利用原有新利公司的技術和資源，進行新一輪的創新，集群產品柜面系統的創新歷程很好地見證了這一特征。

　　4)線性創新，杭州軟件產業集群創新過程更多的還是一個線性的創新過程模式，雖然在創新過程中也體現一些集群網絡化創新的一些特征，但集群還僅處于一種“集而不群”的狀態，也就是眾多軟件企業僅僅是一種地理上的集聚，遠沒有形成軟件企業的生態群落，這將極大影響集群的創新過程。
　　
　　2高技術產業集群網絡化創新的實現途徑——借助模塊分包的創新過程模式
　　
　　2．1 我國高技術產業現有模式與“硅谷”模式的比較分析

　　從集群的創新過程來看，我國高技術產業集群內企業更多的是根據自身的市場定位與供應商和客戶的垂直互動，嚴重缺乏企業間的水平互動，從而使集群內企業處于一種平行狀態，即使是從新利公司衍生出來的恒生、信雅達，他們之間的互動合作也相當少，因此集群產品的創新并沒有充分利用集群內部的資源，主要還是依靠公司的力量以及與終端客戶的合作互動，很少獲得因產業關聯與互動而產生的集群效應，與國內高技術產業創新模式比較，硅谷的企業是一種自發的、自然的集聚，企業間的聯系非常緊密，也正因為企業間的緊密聯系，在創新過程中，企業間的互動非常頻繁(包括正式與非正式的交流)，例如，在硅谷隨處可見一種類似于職業群體的“小團體”，這些小團體由那些從事同樣或者十分相似工作的人組成，他們或者是同學，或者是朋友，或者是某一俱樂部的成員，經常不定期地組織一些活動，相互交流從而共享行業內的知識和技術，顯然，杭州軟件產業集群缺少硅谷那種自發式內生性的“觸媒劑”。

　　從產業鏈來看，杭州軟件產業集群還沒形成比較完整的產業鏈，甚至我國目前軟件同內還沒有形成“產業鏈”的概念，這體現在兩個方面：①軟件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普遍不強，多數企業只能將產品定位于產業鏈最下游的應用軟件(2001年我國軟件銷售總額達到120億元，其中應用軟件占到95％以上)，而對于操作系統、數據庫等基礎平臺及中間件的開發幾乎無人問津；②從事同樣應用軟件開發的軟件企業之間缺乏通過借助軟件模塊的分包形式形成分工與合作鏈條的思想，如，即使是從新利衍生出來的恒生和信雅達，產業鏈定位也基本相同，它們或集中于不同的細分市場(如恒生與新利)，或從事同一細分市場的不同產品開發(如新利與信雅達)，這種現狀所導致的結果就是軟件園內產業鏈嚴重脫節，中上游基本處于國外強手壟斷之中，我國軟件企業則只能競相從產業鏈下游分得一羹，SUN公司中國工程研究院院長官力曾經指出，美國硅谷軟件業之所以成功，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兩條腿走路”，即穩定的大公司周圍活躍著眾多小公司，這些小規模軟件企業專門為大公司提供類似于“半成品”的技術產品，供大公司改造后集成到其產品中，再加上風險投資公司在企業并購和重組過程中的積極參與，硅谷的軟件業就形成了一個順暢的“食物鏈”。

　　從商業模式看，硅谷的業務外包商業模式推動了硅谷地區的企業尋求自己的最佳業務點，南此也帶來了硅谷地區的產品鏈、產業鏈、價值鏈的分解和優化，營造了企業之間分工合作的良好關系，而后隨著經濟的全球化，硅谷地區的企業開始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業務外包，同時牢牢地把價值鏈最重要的一環——純設計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我國目前的軟件企業產品由于處于產業鏈的下端，所以很少有業務外包，基本上從研發到銷售都是公司自己完成，創新過程基本上還是一個線性過程，這在杭州軟件產業集群的創新過程中都有體現。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發現，我同高技術產業集群還處于集群發展的初級階段：企業創新能力不強，多數企業只能將產品定位于產業鏈最下游的應用軟件；集群內還沒形成完整的產業鏈，集群的創新過程還沒充分利用集群創新網絡的優勢，更多的還是一個線性創新的過程。

　　2．2借助模塊分包的創新過程模式

　　通過對杭州軟件產業集群產品創新過程模式特征的分析，針對我國高技術產業集群企業存在的“集而不群”現象，本文提出借助模塊分包運作模式來推動集群創新過程實現線性創新過程向網絡化創新的轉變，模塊分包運作模式也即在集群內軟件企業與其相關企業之間架起協同配套網絡(圖2)，從而充分利用集群資源實現創新的網絡化創新過程模式。

　　如圖2所示，當集群中某一軟件企業從集群外承接到軟件開發項目后，它不是單打獨斗地進行軟件開發，而是將整個項目分解為若干模塊，將它們分包給集群內其他軟件企業，這樣將更好地實現網絡化創新：①模塊的分包過程是一個合作伙伴的選擇過程，將不同的模塊分包給擁有不同技術核心能力的合作者去開發，實現了技術上的優勢互補；②模塊分包是一種并行開發的研發合作模式，其效率遠遠大于由某一家單獨進行的線性開發過程，從而大大加速了產品的上市時間，體現了平行過程創新的優勢；③針對同一模塊，一般會有若干家軟件公司爭相開發，這種市場競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激勵了模塊開發的最優化，在模塊開發結束時，分包企業會從中選擇最優秀的開發成果，并將這些最優模塊組合成最終產品賣給客戶，這也將更好地實現創新；④對于整個集群而言，模塊分包有助于集群內軟件企業彼此結網，推動原有線性創新過程向網絡式創新過程發展，最終實現集群的網絡化創新，使集群這種獨特的產業組織形式在競爭中發揮應用效應。

　　對該模式的應用條件及可行性分析如下。

　　條件之一，產業集群內部存在“中心一衛星”式產業結構，即存在有限幾家規模較大、具有核心技術和核心產品的“中心企業”(即龍頭企業)，這些企業承擔軟件模塊分包的發包者角色，目前，我國已有不少高技術產業集群具備這樣的條件，以杭州軟件產業集群為例，各行業應用軟件的開發都有龍頭企業，金融軟件有恒生，證券軟件有信雅達，工業控制軟件有中控等，而周圍又有一大批相應的從事其他軟件開發的小軟件企業，因此這些企業完全有可能將模塊進行轉包給下面的小企業。

　　條件之二，產業集群內部存在相對較長的產業鏈，從事下游應用軟件開發的軟件企業之間有借助軟件模塊的分包形成分工與合作鏈條，日本軟件業的成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日本的軟件業采取的就是以大公司為中心、周圍許多小公司與之配套協同的發展模式，有時一個軟件產品的開發甚至轉包了五次，其分包市場的成熟度可見一斑，從這個條件看，杭州軟件產業集群內軟件產品的產業鏈尚不夠長，需要向更高的、系統化的前端產品延伸(如中間件，甚至基礎件)，

　　條件之三，鏈條上下游企業之間存在一定的異質性，即不同企業存在資源共享、技術互補的可能性，如龍頭企業可以集中自身的時間和資源進行上游基礎軟件的開發，拓寬拓長產業鏈，下游企業圍繞該產業鏈中的節點企業，其產品或技術具有獨特性，這樣，可以保證集群內企業聯結的持久性，加速集群由線性創新向網絡化創新的轉變，進而提升集群的技術創新能力。

　　隨著我國高技術產業集群的不斷發展和成熟，網絡化創新將是必然的發展趨勢，文章通過對杭州軟件產業集群產品創新過程的分析和已經處于成熟階段的高技術產業集群——硅谷的比較分析，提出了我同處于發展階段的高技術產業集群實現網絡化創新的途徑，即借助模塊分包運作模式在配套企業之間進行地更加豐富的技術學習活動，在群內軟件企業與其相關企業之間架起協同配套網絡，達到集群內網絡資源共享，從而實現網絡化創新，但是本文只僅僅從集群層面提出了網絡化創新的一個途徑，對我國高技術產業集群的進一步研究，如，如何優化高技術產業集群創新網絡、集群的創新過程?政府、大學如何發揮功能，最終提升我國高技術產業集群的創新能力?這些問題的解決，對我國高技術產業集群的發展將會有很好的現實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