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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 劃 人 語

　　很少有一個區域的發展能引起全國人如此的關注，蘇南是很少中的一個。

　　改革開放30年來，蘇南的每一次變革與創新都牽動了其他地區的發展神經，“蘇南經驗”在全國各地被一次次地仿效和復制。

　　30年的快速發展，讓蘇南率先進入到工業化后期，如今，蘇南區域發展又面臨新的轉折點。當經濟數據無力掩蓋蘇南發展模式之弊時，傳統的蘇南發展模式也就走到了盡頭。從“鐵本事件”到跌入“只長骨頭不長肉”的爭論漩渦，再到太湖水危機，蘇南經歷了漫長的痛苦與焦慮。

　　十七大召開前夕，江蘇省召開高規格的蘇南工作會議，在對蘇南發展進行全面審視的同時，也規劃了蘇南轉型的“路線圖”。眼下，蘇南正在全力推進繼鄉鎮企業和開放型經濟之后的第三次轉型。從重點發展到優化發展，不僅是蘇南地方政府執政能力和發展目標的轉換，更在宏觀層面上與科學發展觀絲絲相扣。

　　我們期待，經過第三次轉型后，科學發展的“新蘇南”能夠再次引領全國。

　　尋找蘇南新競爭力

　　在經歷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和外向型經濟崛起之后，蘇南的第三次轉型已經揭幕。面對傳統競爭力的逐漸喪失與快速發展的后遺癥，江蘇省上下一度感到困惑和迷茫，蘇南急于尋找轉型的突破口，找到發展的新動力。

　　“蘇南各市縣正處于人均GDP從3000美元到10000美元的快速增長期”、“蘇南總體上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蘇南地區今年將率先達到全面小康水平”，當蘇南各地正在開啟香檳慶祝經濟發展的巨大成果時，卻不得不面對太湖水危機的尷尬。然而環境污染問題只是冰山一角，站在新一輪發展和轉型期的蘇南，要面對的還有更多深層次問題。

　　繼鄉鎮企業異軍突起之后，蘇南通過招商引資發展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模式又一次引領了全國區域經濟發展，這一模式在2003年達到巔峰。外向型經濟為蘇南帶來飆升的數據和一系列極為誘人的光環，2003年以來，蘇錫常地區所有的縣(市)都進入全國百強縣，其中前10強中蘇南牢牢占據6席，2006年更達到7個，昆山連續兩年榮登全國百強縣之首。蘇南成了全國百強縣最集中的地方，其強大的競爭力可見一斑。但隨之而來的是，關鍵經濟指標的回落，快速發展的種種后遺癥，以及諸多“成長的煩惱”。

　　面對傳統競爭力的逐漸喪失，江蘇省上下一度感到困惑和焦慮，蘇南急于尋找轉型的突破口，找到發展的新動力。從年初的江蘇發展高層論壇，到9月末的蘇南工作會議，江蘇省和蘇南五市高層頻頻聚首，雖然會議主題各有側重，但深層目標均直指———尋找蘇南新競爭力。

　　“微笑曲線”背后的焦慮

　　在蘇南地區的第一次發展熱潮中，鄉鎮企業扮演了主角。當時間推進到上世紀90年代初，隨著鄉鎮企業的衰落和“蘇南模式”終結，蘇南又形成了以政府主導下的外向型經濟為主的第二次發展熱潮。在蘇南第二階段的發展中，外資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2000年以來，蘇南地區每年實際利用的外資總量占當年全國總額1/4左右，從1996-2006年，FDI總額近900億美元。世界500強企業中已有100多家落戶蘇南。一個昆山市，吸引的臺資已占全國總額的12%以上，近60億美元，相當于整個上海市臺資的總和。

　　大規模外資的進入為蘇南第二次崛起立下了汗馬功勞，在蘇南經濟結構中，外資也占據了半壁江山。2003年，蘇南招商引資額發展到了頂峰，這一年實際利用外資達到前所未有的133.75億美元。拐點隨之而來，2004年，蘇南實際利用外資下降為92.04億美元，臺商投資出現負增長，下降幅度之大令蘇南各地措手不及。

　　利用外資的減少直接導致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和地區生產總值增速的回落，經濟開始出現放緩跡象。此后，蘇南各地雖然幾經努力，但都未能恢復到2003年的利用外資水平，下降趨勢已不可避免。

　　面對最重要的競爭力逐漸喪失，蘇南各地的焦慮與困惑可想而知。

　　蘇南地區在利用外資壓力與日俱增的同時，“外資依賴癥”明顯暴露出來。2006年，蘇南地區外資企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達到66.32%，外貿依存度超過100%。其中，蘇州市外商投資在二產中的比重達到55.9%，無錫達到40.99%；蘇州外資企業出口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達到90%，無錫達到72.5%。外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之高，這遠超過全國的平均水平。

　　“蘇南經濟發展表面上看很熱鬧，但實際從中得到的利益和主要經濟指標是極不相稱的。”江蘇省發改委研究室主任顧衛東分析認為。現代產業價值鏈的利潤呈現一個“V”字形，即所謂的“微笑曲線”。在這個曲線中，一頭是研發、設計，另一頭是銷售、服務，中間是加工生產。一般而言，處在兩頭的產業利潤率在20%至25%之間，而處在中間的加工生產產業的利潤只有5%。在蘇南的產業結構中，制造業所占的比重較高，整個產業結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總體處于利潤和技術的低端環節。

　　同時，外資控制下的加工貿易發展模式還可能出現“飛地效應”。雖然蘇南吸引外資的規模和質量都在提升，已有超過百家的世界500強企業落戶，但是與這些企業在全球的規模相比，外商在蘇南的投資量還很小，與本地產業的聯系比較薄弱，一個完整的產業鏈難以形成，經濟發展后勁嚴重“打折”。隨著蘇南成本優勢和土地價格、稅收優惠等地方政策優勢的喪失，外資隨時會發生遷徙。一旦外資撤走，對蘇南經濟將造成嚴重的打擊。

　　發展外向型經濟猶如一把雙刃劍，處在工業化后期的蘇南，繼續維持利用外資帶來高增長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相當困難。轉變和升級經濟增長方式，對于蘇南來說已不再是一句口號，而是迫在眉睫的現實需要。

　　粗放式增長之痛

　　2006年，國家環保總局授予的全國首批6個國家生態城市中，蘇南就占了4個。理論上說，蘇南應該是環境污染最嚴重的地區，卻是環境保護先進城市，這讓蘇南人引以為豪，也令外界很多人迷惑不解。但隨后的一場太湖水危機，顛覆了蘇南發展模式和發展成果，徹底暴露了蘇南粗放式經濟發展的后遺癥。這對于正在積極尋求新競爭力的蘇南各地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從鄉鎮企業到外向型經濟，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在蘇南根深蒂固。”江蘇省社科院專家顧松年分析認為。在蘇南的三次產業結構中，第二產業比重一直保持在60%以上，是全國制造業比重最大的地區，其中，重化工業率在70%左右，而第三產業和擁有核心技術的現代制造業比重很低。大量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資源型和勞動密集型加工制造業，給生態環境和土地資源造成了嚴重破壞。蘇南是典型的“環境透支型”經濟增長方式。

　　蘇南與太湖相伴，因水而得利。然而太湖流域每年高達50多億噸的廢污水排放量，已大大超過太湖水體的承載力。據測算，若要達到水體自凈功能的要求，至少要減少40%排污總量，水環境污染已影響蘇南地區的用水安全。中科院南京土壤所曾對蘇南的土壤進行測試，發現了100多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這些污染物的主要來源，正是外商在蘇南各地投資建立的電子工廠。

　　“經濟實力增強后，做到生態環境方面的治理和美化、綠化，創建國家生態城市并不難，而要真正做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卻絕非易事。”江蘇省委黨校關于“新蘇南模式”的調研報告中分析認為，雖然近年來，蘇南地區不斷加大污染治理力度，但在人口眾多、經濟密度高、環境承載嚴重超負荷的情況下，經濟發展的運行成本不僅會不斷地上升，而且環境治理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處于“局部有所改善、整體仍難好轉”的困局。

　　快速的粗放式增長消耗了大量的資源和能源，水荒、地荒、電荒，甚至民工荒現象愈演愈烈，蘇南正面臨著嚴峻的資源和能源瓶頸。特別是土地方面，多年來一直處于用地高峰期，蘇南每年用于引進外資的土地就至少需要10萬畝，而江蘇省給蘇南的土地指標僅夠當年新批項目土地需求量的一半左右。目前，多數地區人均耕地面積已經低于國際通行的0.8畝的糧食安全警戒線，昔日江南魚米之鄉的美景，正在成為一種記憶。工業化、城市化的繼續發展，已經面臨著無地可批的窘境。2004年，發生在常州的“鐵本事件”，土地違法是焦點之一。而鐵本事件與今年5月份的太湖藍藻危機，把蘇南經濟增長的弊端完整的暴露出來。

　　轉變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為代價的“三高一低”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解決制約蘇南發展的“硬約束”，成了蘇南第三次轉型的首要任務，也是蘇南構建新競爭力的最重要前提。

　　蘇南外向型和粗放型發展模式，帶來了經濟發展速度和總量上的飛躍，但這種發展模式的成果也受到外界的質疑。批評最多的就是“經濟上去了，環境污染了”和“只長骨頭不長肉”，意為經濟增長與人均收入水平及生活質量的提高并不相匹配。蘇南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才1萬多元人民幣。而同等的人均GDP規模，上海人均收入2萬多元人民幣，即使在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的重慶，城市人均收入也達到了8000元人民幣。人們未能有效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實惠。

　　第三次轉型探路

　　2004年初，在蘇南轉型已經揭幕的關鍵時刻，胡錦濤總書記視察蘇南，首次對如何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作出全面系統的闡述。對于新蘇南轉型來說，無疑具有里程碑意義。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落實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正是新蘇南創新發展模式的內在要求，也是新蘇南贏得新一輪競爭的關鍵所在。從2004年開始，蘇南踏上了艱難的轉型探索之旅。

　　在2004年初的江蘇省十屆人大二次會議期間，時任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正式提出“富民優先”的口號，富民工程成為蘇南的首要工作，也是蘇南轉型邁出的第一步。然而，富民只是轉型的目標之一。隨后，江蘇省委把“富民優先”擴充為“三優先”，即富民優先、科教優先、環保優先。2005年，在制定江蘇省十一五規劃時，又加上了“節約優先”，從而變為“四優先”。

　　面對蘇南外向型經濟競爭力減弱的趨勢，江蘇省委提出，通過發展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提升蘇南國際競爭力的目標。與此同時，蘇南各地通過學習同處長三角的浙江省，開始不約而同地大力促進民營經濟發展。

　　從“四優先”、發展現代服務業提升國際競爭力，到發展民營經濟，蘇南的發展理念和路徑正在逐步轉變。但是，蘇南第三次轉型之路并不輕松。

　　以蘇南發展樣板的昆山為例。2006年，昆山在蘇南率先達到全面小康的4大類25個指標的標準，經濟指標上的優異數據讓昆山又一次成為江蘇各地學習的榜樣。2006年初，江蘇省委、省政府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學習“昆山之路”。但對于新蘇南轉型來說，昆山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追求經濟發展的速度和總量，數字上的飆升并不能掩蓋發展模式創新不足的事實。

　　2006年，昆山的外貿和外資依存度高達373%和94.1%；三次產業結構之比為1.1：67.9：31，從制造業向服務業的轉型步履維艱，進展極為緩慢，經濟結構矛盾突出。在第二產業中，最典型的是昆山一年生產的筆記本電腦占全球總量的1/3，但沒有一臺電腦具有自己的自主知識產權，全部替外商加工組裝，利潤率極低；在內、外源經濟比例結構上，2萬多戶民營企業注冊資本僅為300多億元，而5000多家外資企業卻有180多億美元注冊資本，民營企業明顯勢單力薄。

　　雖然面臨巨大的壓力與挑戰，但新蘇南發展模式戰略調整的基礎和條件已經具備。蘇南經濟經過鄉鎮企業和外向型經濟的前兩輪發展，已具有較強的綜合經濟實力，不僅確保了固定資產更新換代的投資，而且使政府具有了較強的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能力，從而為第三輪蘇南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打下了堅實基礎；高新技術產業尤其是通信設備、計算機以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發展迅猛，其總產值已居蘇南制造業各行業的首位，為發展先進制造業提供了有利條件；另外，蘇南科教資源較為豐富，科研力量提升很快，創業的綜合環境優勢也比較明顯。

　　更為重要的是，通過近幾年的轉型探索，蘇南各地經濟發展的理念，已經從量的增長向質的優化轉變。同時，正在制定實施的主體功能區規劃，也為蘇南第三次轉型提供了機遇。

　　9月28日，江蘇省委、省政府召開了高規格的蘇南工作會議，“由重點發展向優化發展轉變”成為會議的主題，蘇南第三次轉型的發展模式和發展路徑，正在變得清晰起來。

　　“再經過十多年的持續奮斗，努力建設一個經濟充滿活力、科教繁榮發達、社會穩定和諧、法制健全完善、文化特色鮮明、生態環境優美、人民生活幸福的現代化新蘇南。把蘇南建成創業者向往、蘇南人自豪、外來客羨慕的‘東方新歐洲’”。蘇南工作會議上，李源潮提出的“東方新歐洲”夢想，既是新蘇南轉型、構建新競爭力的最終目標，也是實現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