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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日期：2007年12月14日徐琤

    一方面，成本上升有助于“逼迫”企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能源、資源節約型發展道路；另一方面，也只有從根本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依靠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技術進步率，才能夠真正應對經濟發展中高成本的挑戰
　　
　　一個時期以來，國內外學者和媒體都在關心中國經濟增長，其中最大的關注和興奮點莫過于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奇跡及其所產生的國際國內影響和意義。

　　而真正令人關心和值得思考的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勢頭是否會繼續下去？目前多數學者的判斷是，這種勢頭至少還會持續25~30年。筆者同意這樣的看法，但與此同時，我們不能夠忽略另一個事實和趨勢：那就是中國經濟增長已經進入一個全面高成本的發展階段。

　　成本推進型上漲

　　今年以來，有幾個有意思的現象值得我們關注：一是物價上漲問題，特別是3月份以來，CPI漲幅連續八個月超過3%的警戒線，8月份CPI更是創下十年新高，達到6.5%。9月份有所回落，但根據國家統計局13日公布的10月份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比去年同月上漲6.5%，比9月份上漲0.3個百分點。中國經濟是否面臨通脹正在引起人們的討論。

　　筆者的考慮是，這次物價上漲以至于形成通脹趨勢，與歷年來我國經濟增長中通脹的原因不一樣：過去幾次大的通脹主要是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過度引起，屬于典型的“需求拉動型”通脹；而這次通脹趨勢，人們普遍的認為是國際油價和國際糧食價格普遍上漲，帶動消費價格和食品價格上漲，而且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主要是豬肉、油料等價格上漲帶動其他食品價格上漲，這是引起目前物價上漲的一個主要原因。

　　很顯然，這并不是說人們在這個時期突然對豬肉、油料等消費需求一下子增加引起的，主要是因為糧食、飼料以及國際原油等價格上升引起成本增加而產生的，因此屬于非常典型的“成本推進型”和“供求混合型”的上漲。無論是從農業生產所具有的天然的不確定性以及農業生產成本因素，還是從國際原油價格變動趨勢看，這種成本上升是一個長期的趨勢，而且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尤其是與國民經濟社會發展密切相關的石油和其他能源資源，其“長期內”的稀缺性以及不可再生性等特點，決定了國際油價以及與之相關的生產、勞務等方面的價格一定會繼續上升，換句話說，經濟增長中的成本增加具有必然性和長期性。

　　勞動力與土地價格上升

　　二是《勞動合同法》的修訂及其引起的各方關注，更值得我們思考。《勞動合同法》修訂，非常核心的一個問題就是加強勞動者保護，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特別是依法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從表面看，這似乎是一個法律問題，但其背后反映的則是我國勞動力市場變化以及勞動力供求關系的問題。長時期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所依賴的就是基于勞動力資源豐富而形成的大量的人口紅利，這使得經濟增長的勞動力成本非常低，以不足于發達國家5%~6%的勞動力成本吸引了大量的外資進入中國，創造了受惠于幾乎全世界的“中國制造”。但隨著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人口增長結構的轉變以及老齡化的逐漸到來，這種依靠“人口紅利”維持的低成本增長還能夠支撐多久呢？

　　顯然，從幾年前開始的局部的“民工荒”、“保姆貴”等現象已經看到了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跡象以及成本上升的趨勢。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要求增加收入、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等呼聲就越來越高，同時從建立和諧勞動關系等也就需要修訂《勞動合同法》。因此，可以判斷，中國經濟增長已經開始從勞動力低成本的比較優勢轉向勞動力高成本的競爭優勢，這個轉變的過程中必然會使得要素成本進一步上升。

　　此外，也需要注意到，土地要素價格上升以及成本增加也已經成為現實和必然。撇開土地本身的稀缺性以及我國人多地少的特點和矛盾先不說,單從幾年前就已經開始，我們就已經明確提出，要實行“世界上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特別是通過實行最嚴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最嚴格的土地集約化利用制度、最嚴格的土地市場監管制度等。這些方面的“最嚴格”將進一步加強對于土地所有權制度、土地經營管理制度、土地行政管理制度、土地規劃與用途管制制度、耕地保護制度、城鄉建設用地調整和總量控制制度、城市建設用地收購儲備制度等進行控制和管理。顯然，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中的土地要素在受到嚴格管理和控制以后，必然會對成本方面產生重大影響。

　　生產要素價格扭曲、低成本優勢與經濟增長

　　正如前面所說，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成功因素之一得益于人口紅利、廉價的勞動力以及其他要素成本，所以低成本是經濟高速增長的最大優勢條件。需要指出的是，這種低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完全是由于要素供求關系決定而形成的，很大程度上是與體制和機制改革不到位，導致要素價格扭曲而產生的。

　　以勞動力低成本來看，盡管我們可以用“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供過于求”來進行經濟學的解釋，但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社會體制，尤其農村在教育、醫療、養老和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制度缺失或缺損，降低了農村勞動力的供給條件和成本，人為制造出了“勞動力的低成本”；勞動力市場的不完善以及勞動工資的形成缺乏充分彈性的競爭機制，尤其是國民收入宏觀分配格局中，勞動力所得分配被擠占，造成勞動者收入所得在GDP中的份額長時期偏低。這些制度和體制上的因素扭曲了勞動力以及其他生產要素的價格形成，造成長時期的低要素成本的格局。

　　這種格局，一方面不利于提升人力資本意義上的勞動力的供給質量和條件，另一方面，也使得企業由于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低廉和易得而隨意、任意使用，結果缺乏成本約束機制。這也許就是為什么這么多年來，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難以轉變的根本原因所在。

　　轉變發展方式

　　應對成本上升挑戰

　　黨的十七大已指出，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尤其是要改變傳統的過分依靠能源資源消耗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通過依靠技術進步、管理創新和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集約化。應當說，經濟發展的高成本與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之間具有十分密切的關系，一方面，成本上升有助于“逼迫”企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能源、資源節約型發展道路；另一方面，也只有從根本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依靠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技術進步率，才能夠真正應對經濟發展中高成本的挑戰，緩解成本上升帶來的矛盾和問題。

　　（作者為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