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世錦: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獲第四屆孫冶方經濟科學優秀論文獎。曾任國研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宏觀調節研究部副部長、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長期以來致力于經濟理論和政策問題研究,主要涉及企業改革、經濟制度變遷、宏觀經濟政策、產業發展與政策等領域。
徐以升
盡管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地區在二戰后長達40年的時間里,持續保持了年均7%以上的高增長率,但這些國家和地區,都是相對較小的經濟體,保持這樣的增速在大的經濟體尚無先例。而已經保持30年高速增長的中國,能不能同樣繪就這樣一條漂亮曲線?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看來,在30年的高速增長之后,無論從經濟總量還是從經濟結構上,中國已經或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中,經濟的結構性變化和矛盾也更為顯著。能源和環境的約束和壓力增大,過去幾十年中國的低要素成本競爭優勢在逐步改變,中國經濟日益增長的規模還在更大程度上影響著全球經濟。
劉世錦提出,低要素成本競爭優勢的改變,需要中國加強自主創新,培育起以技術進步為基礎的新的競爭優勢,實現競爭優勢的轉換,這是中國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內容。
在劉世錦看來,發展中的問題只能通過進一步的更好發展來解決,新階段所面臨的新挑戰,也需要通過進一步深化改革來化解和應對。
中國經濟增長進入重要轉折點
《第一財經日報》:200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30年,經濟的高速增長也已經有30年。你怎么概括在經過30年高速增長之后目前的中國經濟?
劉世錦:近幾年來,中國經濟確實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具有轉折含義的重要變化,這表現在總量和結構兩個層面。
在總量上,從2003年開始,包括2007年,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已連續5年達到10%以上。2006年,經濟總量超過了20萬億元人民幣;人均收入在超過了1000美元后不久,又達到了2000美元;財政收入新增部分超過7000億元人民幣,接近于10年前,也就是1996年全年的財政收入。
在總量規模變化的同時,結構性的變化和矛盾也更為顯著。能源和其他重要資源的生產和消耗增長迅速;環境壓力空前增大;過去構成中國經濟增長低成本優勢的諸多生產要素,特別是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上升;在整個國民經濟保持快速增長的同時,原有的地區發展差距并沒有縮小,有些方面還在擴大。
此外,中國正在以日益增長的規模介入國際經濟活動,“中國因素”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第一財經日報》:這些是你稱為的“新變化”、“新階段”?
劉世錦:是的,以上列舉的變化當然也不是新變化的全部,這些現象的大部分以前也都存在,之所以稱其為“新變化”,是因為它們在某種意義上進入了一個“轉折點”。
這里需要考慮兩個相關問題,一是我們是否正在或已經進入與以往有較大不同的新發展階段,二是如果是進入這樣一個新階段的話,現有的發展方式能否有效應對所面臨的諸多矛盾和挑戰,使中國經濟保持可持續發展的勢頭。
可以給出的判斷是,我們已經或正在進入一個新發展階段,當然,對這一新階段如何概括,還可以探討;這一新階段所出現的矛盾和挑戰,在已有的發展方式空間內,是難以包容和應對的。發展方式的轉型勢在必行。
進一步深化改革是應對之策
《第一財經日報》:你提出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一個新的轉折點,在這個轉折點中,經濟承受的資源環境壓力在加大,原有的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也在逐步減弱。在改革開放30年之后新的發展階段中,你認為應該如何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
劉世錦:解決新階段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所面臨的諸多矛盾和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
這些矛盾和問題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大程度上還是體制上的。體制上的問題,部分屬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的,部分屬于體制轉軌過程中新出現的,還有的是由于體制建設滯后所引起的,這幾種情況往往交織在一起。
比如,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政府職能由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企不分轉向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但在將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以后,一些地方出現了片面追求GDP增長、片面強調經濟增長指標而忽視社會發展等傾向。如何在政府職能轉變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形成一套能夠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的考核指標和行為機制,是體制建設的重要任務。
因此,改革開放仍然很重要。我們所面臨的諸多深層矛盾的化解,發展方式的實質性轉變,和諧社會的建設,都不可能離開深化改革。在這個問題上,必須要有清醒認識,不能松懈,更不能動搖。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和偏差,需要警覺和糾正,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推進改革,而不是走回頭路。改革是為了發展,最終要由發展的成果來檢驗。
《第一財經日報》:你認為新形勢下需要深化改革的領域是哪些?
劉世錦:新形勢下深化改革,需要在關鍵領域改革、體制建設與創新兩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
從關鍵領域改革來說,一是要加快生產要素價格改革,進一步推動資源價格的市場化,糾正被扭曲的資源價格。資源價格能夠由市場決定的要盡可能地交給市場,對不能或不完全能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某些壟斷性、基礎性資源產品,政府的價格管制要形成反映有關各方的利益、能夠及時靈活調整、透明度高的機制。
二是要以政府職能轉變為重點,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改革和完善投資管理體制,加強信息服務,減少對微觀主體不必要的行政干預。與此同時,加強在環保、節能降耗、安全、技術標準等方面的社會性管制。
三是要深化國有企業和金融體制改革,完善科學發展的微觀基礎。繼續推進國有經濟結構和布局的戰略性調整,推動國有大企業產權結構多元化和治理結構的改進。加大壟斷性行業的改革力度,破除行政性壟斷,在可競爭的環節引入新的投資者。積極穩妥地推進國有金融企業的股份制改造,通過重組、上市等途徑,改善其產權結構和治理結構,改進資產質量。在按照加入世貿組織時的承諾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加大金融體系的對內開放,穩步發展多種所有制的中小金融企業,重點解決中小企業、高科技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改變過度倚重銀行融資的狀況,加快金融結構調整,提高證券市場融資的比重。
此外,在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領域也都需要采取得力措施。
從中長期看,低成本優勢削弱后的調整不可避免。通過創新形成新的競爭優勢,是一個關系到我國產業中長期競爭力,因而也是關系到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要注意地區經濟總量增長速度差距、不同地區戶籍人口貨幣收入差距等指標,更需要關注不同地區實際生活和就業人口的“人均實際收入水平”指標的變化
《第一財經日報》:加強體制建設與創新方面呢,可不可以列舉一二需要推進的領域?
劉世錦:不論是解決傳統體制遺留下來的老問題,還是解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育過程中的新問題,都迫切需要加強制度建設與創新。這方面有許多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
例如,在政府職能轉變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中,如何改進政績考核指標體系和機制,使地方政府在GDP指標之外更多地關注社會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如何與政績考核方式的改進相適應,對財稅體制進行必要的調整,這些都需要深入研究。舉例來說,如果要求某個地區更多地關注生態保護,就應當在財稅政策上形成必要的補償機制。
還有,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我國工業化進程面對著資源約束增強、要素成本上升、總量規模擴大等新特點,如何在立足于國內資源供給的同時,在互利共贏的基礎上更好地利用國際資源;如何在開放條件下通過自主創新,提高經濟增長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都要求我們在資源開發與利用、知識產權和技術進步、對外經濟關系等方面進行卓有成效的制度建設和創新。
資源和環境的壓力顯著加大
《第一財經日報》:我們逐個來談談你認為的一些新變化。首先是資源和環境對經濟發展的壓力,這一點在近幾年表現得非常突出。
劉世錦:經濟發展中的資源和環境約束從來都存在。我國近年來資源和環境約束壓力顯著增大,是資源稟賦、發展階段和體制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
我國雖然號稱地大物博,但大多數資源的人均擁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工業化的不同階段,資源消耗強度是不同的,大體上呈倒U形分布,上升速度較快的是重化工業增長加快、比重提高。我國近幾年的經濟增長正處在這樣一個階段。
如果說資源稟賦是無法改變的,發展階段又難以超越,體制政策環境則是改進余地最大的。現實中可以看到很多例子,處在相同行業,面對大體相同的發展條件,企業的資源消耗和環境保護程度可以差別很大,主要原因就在于體制和政策環境有相當大的不同。
如果有一個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發展模式,我們面臨的壓力就會小得多。相對于自然條件和技術的約束,我們面臨的思想觀念上的約束、體制和政策環境上的約束要大得多。這是當前資源和環境壓力增大的實質所在。
《第一財經日報》:那么解決資源和環境約束壓力的出路在哪里?
劉世錦:在于發展方式的轉變和創新。要探索和逐步建立適應當代科技發展潮流和國際發展方式調整趨向,同時也符合中國現階段實際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發展方式。
對此我們必須作出多方面的努力。要切實解決好發展理念的轉變問題,把發展建立在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可持續的基礎之上;要從各自實際出發,制定并實施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資源節約、保護環境規劃,重點是發展循環經濟的規劃;要充分發揮價格在解決資源和環境約束中的基礎性作用,該放開的要放開,需要政府定價的也盡可能適應市場變化;要在政府職能轉變的過程中,加強對資源有效利用和環境治理的社會性管制;要加強資源和環境領域的研發活動及其成果推廣,在實施自主創新戰略、加快科技進步過程中,優先發展那些有利于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的技術;要繼續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積極發展有利于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的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
以自主創新贏得新的競爭優勢
《第一財經日報》:你提出中國經濟發生的第二個改變,是中國諸多生產要素的成本在提高,這一點我們能從土地、勞動力以及人民幣匯率等多個方面感覺得到。
劉世錦: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低價格,是過去20多年構成中國經濟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近幾年來我國生產要素低成本的優勢正在削弱,特別是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上升速度相當快。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強調需要加強自主創新,就是要培育起以技術進步為基礎的新的競爭優勢,實現競爭優勢的轉換。這是中國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內容。
當然,低成本優勢的減弱將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我國幅員遼闊,地區間發展水平差異大,還會有一些地區繼續呈現低成本優勢,一個較長時期內我國將保持多種競爭優勢并存的格局。但從中長期看,低成本優勢削弱后的調整不可避免。通過創新形成新的競爭優勢,是一個關系到我國產業中長期競爭力,因而也是關系到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
《第一財經日報》:對于如何理解自主創新,以及自主創新和利用外資的關系,近年來有一些討論。有的行業圍繞“合資企業進行的創新算不算自主創新”展開爭論。對此應該如何認識?
劉世錦:這個問題還是要從全局和戰略的眼光來觀察和理解。
從內外資企業的角度看,我們所說的自主創新可以有兩個要點,一是內資和以內資為主企業創新能力的提高;一是外資企業研發能力向中國的轉移。這里第一個要點是重點,我們講自主創新,立足點和重心都是內資和以內資為主的企業。有一些東西,特別是那些關鍵性、基礎性的技術,僅僅靠開放是拿不到的,必須靠自己來搞,對此我們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
但是這與鼓勵外資企業研發能力向中國轉移不矛盾。這兩件事情是互動的,一定程度上是互補的。外資企業是在中國僅僅搞加工制造好呢,還是把研發能力也轉移到中國來好呢?還是應該鼓勵它們向中國轉移。
在這個問題上,能不能這樣來認識:我們講自主創新,這個“自主”的主體應該是中國經濟的大局,全球化、市場化背景下中國經濟的大局。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合法注冊、經營的企業所進行的有利于提高中國經濟創新能力的活動,都應該得到鼓勵,也都可以劃入“自主創新”的范圍。這是一個寬松的、包容量很大的定義。這樣看問題,對提高我國經濟總體創新能力有好處,也正是新時期提高吸收外資質量和水平的政策所要求的。
《第一財經日報》:你認為自主創新有哪些問題需要探索和解決?
劉世錦:對地方和企業來說,如何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增強技術進步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有不少問題需要深入探討和解決。
比如,如何完善企業治理結構和組織結構,使企業領導人能有長遠眼光和內在積極性,真正“自主”地、堅持不懈地開展創新活動;如何培育資本市場,特別是鼓勵風險投資的發展,解決企業創新融資難的問題,支持企業“開放式創新”中的購并活動;如何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支持企業實施知識產權戰略,為企業創新活動提供足夠激勵;如何促進外資企業研發活動向本地轉移,使引進外資與提高創新能力有機結合起來。
還有一些問題也比較重要:如何支持創新型企業發展,形成創新型產業集群,或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集群向創新型產業集群的過渡;如何建立和完善技術創新的公共服務平臺,支持新技術向中小企業的擴散;如何完善政府支持創新的政策機制,特別是把重點轉向需求激勵政策,通過稅收、價格、直接補貼、政府采購、設立標準、傾向性措施等,推動企業的自主創新等。
正確認識地區發展不平衡
《第一財經日報》:你提到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這種不平衡該如何正視?
劉世錦:地區發展不平衡是一個國家工業化進程中具有必然性的現象。對此國際上也有倒U形的假說,即在發展初期不平衡現象尚不突出,隨著發展速度加快,不平衡加劇,到某個較高發展水平后,不平衡將趨于緩解,逐步達到相對均衡發展的狀態。
我國目前仍處在這條曲線的上升期。近年來影響地區發展格局的有兩個重要因素,一是城市化進程加快,二是產業的區域集中度顯著提高。這些變化符合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規律,是積極的、可持續的,但必然影響到原有的地區發展格局。
《第一財經日報》:用什么指標來考察地區間的發展不平衡比較好?
劉世錦:發展條件好的地區將率先發展,勞動力由落后地區流動到發展快的地區,找到了工作,增加了收入,也減少了落后地區的人口基數,落后地區人均收入水平相應有所提高。反之,發展快的地區人口基數增加,人均收入水平相應有所下降。我們講地區發展差距,所關心的是這些地區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所以,“人均實際收入水平”是一個適宜的比較性指標。
這個指標除了關注貨幣收入外,還考慮到剔除不同地區物價水平差異后的實際購買力水平。在勞動力和其他人口合理流動的情況下,不同地區“人均實際收入水平”將逐步趨于縮小。
關注不同地區實際生活和就業人口的“人均實際收入水平”指標的變化,將有助于正確觀察和理解地區之間關系發展的動態過程。
《第一財經日報》: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的趨勢如何?
劉世錦:這些年來我國通過實施地區重點發展戰略,比如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中部崛起等戰略,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只是尚不足以改變地區發展差距擴大的態勢。
但是也應該看到,2002年下半年開始的新一輪經濟增長中,出現了一些有利于緩解地區發展不平衡的趨向或因素。例如,在重化工業增長加快的背景下,對能源、原材料、裝備工業產品等的需求迅速增長,拉動了具有資源優勢和重工業基礎較好的中西部與東北部分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還有,東南沿海地區要素成本上升后,一些企業開始向北部沿海地區和中部部分地區轉移,部分國際轉移產業也更多地將承接地轉向要素成本較低的地區。這些趨向或因素,將會對促進地區平衡發展發揮更多的基礎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