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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清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 中國工業化必須實現兩大戰略目標

    ● 自主創新需要“倒逼機制”

    ● 自主創新與技術引進陷阱

    ● 走出“首臺首套”的誤區

    ● 推進企業自主創新中的政府作用

    ● 國家開放政策支持創新政策 　　

　　一、中國工業化必須完成兩大歷史使命

　　中國處于工業化最重要時期，這一時期必須完成兩大歷史性使命。一是培育強大的自主創新能力；二是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龍頭企業。

　　科技革命和經濟全球化改變了全球產業分工，也改變了企業競爭地位。在新的分工模式下，由跨國公司主導，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和環境成本高的加工環節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轉移；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研發、技術集成和關鍵零部件制造等則向發達國家大規模集中。表面看，發達國家制造業產值份額下降、發展中國家上升，但實質上市場和生產能力迅速向跨國公司集中，不僅跨國公司的產業競爭力、盈利能力空前提高，而且通過技術、品牌、投資、關鍵裝備、關鍵零部件等，越來越強地領導和控制著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和企業。

　　到目前為止，我們引進外商投資累計約7000億美元，中國企業累計對外投資只有700億美元。這表明，“引進來”還是中國參與全球化的主要形式。這種形式從微觀層面看，是跨國公司以它的全球戰略為目標，以資本、技術、品牌、市場以及關鍵零部件等實力，整合中國的產業、企業和資源。在這種模式下，跨國公司處于主導地位，不僅分享了更多的利益，而且除壟斷行業外，國內高技術含量的行業多數處于外資實際控制之下。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家馬丁?沃爾夫說：中國非常依賴國外的專業技術知識和技能。中國出口的成功，是建立在對國外專業知識高度依賴的基礎之上。中國與日本甚至韓國不同，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在技術創新上沒取得多大進展，在創立世界級企業方面也沒有多大建樹。這些評論很值得我們深思。

　　全球各行業龍頭企業在并購中不斷減少的時候，中國能不能和怎樣才能沖破已有格局，產生全球范圍產業鏈、價值鏈的“系統集成者”和關鍵技術及零部件提供者？這對中國產業和企業的發展是極為嚴峻的挑戰，是中國經濟實質性地提高國際經濟競爭力必須闖過的一關。

　　中國企業的弱勢不僅在資本實力和產業規模，更重要的是缺乏核心競爭力。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大型企業成長模式已經變化。企業所需資本并非都得自己積累，重要的是要有良好的信用和公司治理；企業所需的技術并非都得自己研發，重要的是要有核心技術和技術集成能力；企業所需生產能力并非都得自己建設，重要的是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和全球認同的品牌。種種跡象表明，“軟實力”已經成為大型公司競爭力的基礎。現代那些成功的公司正是利用公司核心技術、企業信譽、品牌影響力、對產業鏈和價值鏈的控制力等為標志的“軟實力”集成和整合全球資源，而成為跨國公司，并登上了所在產業的領導地位的。

　　技術能力是軟實力的核心部分，現代企業獲取和保持優勢地位越來越依賴于核心技術。關鍵技術的自給率低，是中國企業的一個致命弱點。實際上，在缺乏技術和品牌支撐的情況下，企業規模越大，風險越大。在產品技術升級的關鍵時候，如果不能趕上世界技術潮流，那么企業的“規模”一夜之間就會變成不良資產，迅速由興盛轉向衰落；或者不得不跪倒在技術強者的門下，或成為他人的餐中之物。從錄像機到VCD到DVD、從彩色顯像管到平板顯示器等很多事例表明，當代技術升級的周期在迅速縮短，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缺乏核心技術的企業能渡過這一關，也難逃過下一關。

　　現在，一些中國龍頭企業正在成為跨國公司捕捉的對象。他們抓住中國企業缺乏軟實力的致命弱點，以強大的技術實力和對全球產業鏈的控制力，通過并購、代工等多種形式可以輕易地將中國企業的“硬實力”收入自己的體系，不僅可以消滅一個個潛在競爭對手，而且可以將其收入囊中，壯大自己的國際競爭力。如果中國各個行業的龍頭企業一個個被跨國公司“摘了桃子”，那么中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又從哪里產生？

　　工業化時期是培育具有全球意義領先企業最有利的時期。國內持續、巨大的需求，為造就世界級企業奠定了基礎；巨大需求中高技術含量的部分為企業自主創新提供了寬廣的舞臺。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發展的有利形勢并不能由中國企業所獨享；快速發展的過程并不必然能成長出強大的產業和有全球競爭力的龍頭企業。如果企業不能潛心培植核心競爭力，如果國家不能把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和企業作為一項國家戰略，并通過有力政策促其實現，我們將錯過中國產業和企業迎頭趕上的難得歷史機遇。 

    二、自主創新需要“倒逼機制”

　　創新或不創新是企業應對外部環境的一種選擇。有怎樣的發展環境，大多數企業就會選擇怎樣的發展模式。在可以輕易獲得廉價生產要素和大量訂單、利潤還在不斷增長的情況下，無論是地方還是企業，誰也不會平白無故地“轉變增長方式”、誰也不愿冒險技術創新。離開市場力量的“倒逼機制”，轉變增長方式幾乎是不可能的。

　　影響企業行為的主要經濟因素是生產要素價格、環保成本、競爭程度和需求水平。在生產要素充裕，而且價格低廉、環境成本可以“外部化”、尋租機會時而出現、市場競爭不規范的情況下，企業往往愿意選擇規模擴張、低成本競爭的戰略。在生產要素趨緊、環保監管從嚴、市場競爭充分、需求條件挑剔的情況下，優勝劣汰作用強化，多數企業會逐步被“逼上”創新發展道路。

　　現階段，一方面資源環境的壓力已經十分強烈，“逼迫”增長方式轉型的客觀條件已經形成；另一方面很多企業對這一切沒有相應的反應，還在走拼資源、擴大規模、低成本惡性競爭的老路。重要的原因，是資源環境的巨大壓力隔離在了政府層面，沒有充分轉變成價格和稅收信號。政府的“屏蔽作用”使市場“倒逼”企業創新的力量被阻截了。

　　按照一般規律，資源稀缺，價格上升，企業要么提高資源效率，要么尋找替代資源，要么放棄資源消耗量大的產業或生產方式，使過量的資源需求得到抑制。同樣，環境惡化，環保監加強，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壓力逼迫企業，要么創新工藝降低污染，要么改進技術降低污染治理成本，要么退出高污染行業，使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這樣，“創新驅動型”發展模式就會逐步取代“資源依賴型”的發展模式。伴隨這一過程，就是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因此，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在資源約束增強和環境監管力度加大條件下，市場作用與市場主體選擇的結果；而外部的壓力會調動內部技術創新的動力。

　　較長一段時期以來，包括土地、能源、礦產資源以及勞動力、人民幣等生產要素的價格明顯的被低估了。扭曲的價格信號產生了“逆導向”作用。高消耗、低效率、重污染的生產能力可以暢行，節能環保的先進生產能力就受到了打壓，更重要的是壓縮了企業自主創新的市場空間。

　　實際上現在存在一種悖論，一方面通過中央《決定》、政府文件等，就實現“科學發展”、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的“行政信號”已經十分強烈，輿論呼聲也高潮迭起；另一方面，由于人為的扭曲，資源環境的壓力沒有充分轉變為價格信號和更加嚴格的環境執法，大多數地方和企業仍我行我素。一方面國家一次次設定明確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目標；另一方面又不斷通過行政干預維護一個“資源依賴型”的發展環境，抑制了市場對企業自主創新的推動作用。

　　政府采取要素低價政策的初衷是為企業創造寬松的發展環境，但是“資源依賴型”發展環境不支持企業創新。沒有經濟壓力的逼迫，或經濟利益的吸引，企業就缺乏創新的動力。實踐證明，寬松的環境會助長惰性；危機的形勢卻會調動人們的潛能。1973年世界石油危機，對于能源對外依存度超過90％的日本，是巨大的打擊。但日本企業潛心開發節能技術，不僅生產過程節能降耗取得了大的突破，而且以汽車為代表的節能產品一舉成為世界搶手貨，反而成為石油危機的一個贏家；80年代前期，短短的幾年日元升值超過40％。對于外貿依存度很高的日本企業是巨大的挑戰。結果，一批企業倒閉了，但產業結構迅速調整、生產效率大幅度提高，國家競爭力反而上了一個新臺階。這是很值得我們思考的。

　　三、自主創新與技術依賴“陷阱”

　　改革開放后，遵循國家“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的技術跨越戰略，中國大多數產業技術水平和生產水平上了一個大的臺階，為今天產業和企業的輝煌奠定了基礎。但是，當人們重新評估“以市場換技術”的歷程時，發現國內許多企業盡管讓出了市場，甚至讓渡了部分所有權，但并沒有換來更強的自主技術創新能力，也沒有建立起自己的核心技術，有的企業技術能力實際上在衰退。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人忽略了一個基本現實：中國企業要擠入世界強者之林，必須立足于自主創新能力的基石。

　　技術引進最本質的意義在于縮短技術學習的過程。但大多數情況下企業重引進后的使用，輕引進后的學習。最明顯的表現是資金投入結構。平均花一美元引進技術，日本當年要花約7美元進行消化吸收和創新，而中國平均只有7分錢。從這100倍的差別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日本人最看重的是技術學習的過程，我們更注重的則是引進的本身；他們把主要的投入用到了自己技術能力的培養上，而我們把投入資金的絕大部分卻送給了外國人。兩種思路、兩種資金投入結構，產生了兩種結果。從50年代到80年代短短的30年，日本走過了從引進到創新的過程，進入了技術輸出國的行列。從改革開放至今已28年，我們對外技術依存度仍高達50%—60％，主要技術受制于人的狀況沒有根本轉變。

　　在消化吸收上“不到家”，很多企業就陷入了技術依賴的泥潭，自己的技術能力始終落后于引進來并正在應用的技術。當這些“正在應用”的技術需要更新的時候，只能再引進。在“引進—落后—再引進”的不斷循環中，我們成了世界最大的“技術消費”國和先進設備的消費者。與此同時，本國技術人員實際上被邊緣化了。企業的技術費用總量并不少，但沒有多少用于培育自己的技術能力。另外，在大多數合資企業中，外資控制著技術和技術來源，中國技術人員不可能參與核心技術的研發過程，在技術創新方面很難有用武之地。因此，即便企業的新產品、新工藝、新裝備層出不窮，但也沒有給本國技術人員留下多少技術創新的實踐機會。

　　在差距很大的情況下，技術引進是縮短技術學習過程最有效的途徑。但實踐一再告誡我們，如果對對外開放創造的極為有利的條件在理解上出現偏差或工作中把握不當，有利條件的本身就可能成為“陷阱”。例如，有了“引進”這一省力、省時的技術來源，一些企業卻產生了“技術投機”心理，幻想依賴引進的技術構建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放棄了自主創新力量的積累。一些地方誤將加工組裝產品中體現的高新技術看作本地企業技術水平、將外資企業的技術能力就看作本地的技術能力，放松了培育本地企業技術能力的努力。

　　一個發人深省的現象是，凡是無法從國外引進的技術，如宇宙飛船、核潛艇、殲10飛機等，在只能從側面吸收和借鑒國際科技成果的情況下，經潛心努力，都研發出來了；在汽車行業，曾經被打入另冊、沒有引進和合資條件的企業，反而在聚集研發人才、自主創新、自主品牌上走到了前面。曾經作為行業主力軍的企業，應該承認，在這些方面反而落后了。

　　在這個激烈競爭的世界，沒有免費的午餐。核心技術是核心競爭力的精髓，誰也不會轉讓；沒有技術獨立，就要受制于人。要丟掉一切不切實際的幻想，以最大的決心持之以恒地培育自己技術能力。

　　四、走出“首臺首套”的誤區

　　在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道路上，無論選擇怎樣的創新路徑，都不能否認工程實踐的基礎性作用。

　　企業在技術追趕中，每次技術跨越，反映在工程實踐的產品層次就是人們俗稱的“首臺首套”。正是經歷一次次首臺首套的突破，才能使企業由技術模仿走向技術創新，最終實現技術追趕的目標；而達到和保持世界領先水平，更要不斷成功地創造“首臺首套”。可以說，“首臺首套”是企業提高創新能力結出的花朵，是建設創新型國家歷程上的亮點。當鮮花鋪滿大地、亮點層出不窮的時候，創新型國家的前景就將一片光明。作為走向創新型國家留下的一個個腳印，無論是政府、社會輿論還是用戶，都應以滿腔的熱情迎接首臺首套。

　　在現實生活中首臺首套在用戶那里往往不受歡迎，得到的輿論支持也很有限。有很多企業反映，一些包括國有企業作為業主的重大工程，甚至政府采購，在訂貨時或編制各種理由、或精心設計投標資格門檻，目的就是“準確地”將潛在的本國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和創新產品排除在外。有的政府部門在招標公告中竟然聲明只要“國外名牌”。排斥本國企業的產品和“首臺首套”的事例不斷出現，已經成了一種普遍的社會氛圍、成為一些領域制約企業創新的“緊箍咒”。上海振華港機的領導無奈地說，“中國企業的創新產品只能先在國外市場打紅，才能回到本國市場。”有企業領導憤憤地說，那些跨國公司在其母國還沒有完成工程實踐的創新，如磁懸浮軌道交通、第三代核電等都可以引進，為什么不能為本國企業的創新產品和“首臺首套”敞開大門？

　　在我們處于技術弱勢的時候，可能產生強烈的技術追趕沖動，也可能產生技術自卑、技術崇外的心理。人們懷疑、甚至拒絕“首臺首套”也不是沒有理由。因為，一方面中國企業總體上比國際先進水平確實存在差距，用戶對本國企業的技術能力普遍缺乏信心；另一方面，實際上存在一種潛規則：引進產品出了問題，當事人似乎沒有責任；而選擇本國設備，出了問題就會受到追究。三是還有一種社會偏見：進口的產品和設備就代表先進和高檔次。因此，只要有能力，再貴也要買外國貨。

　　改革開放后經近30年努力，很多中國企業的技術能力已經有了很大的提高。當本國企業與國際領先企業在某些領域的技術和技術能力接近時，就達到了一個“臨界點”。這時，只要有重大技術實踐機會來臨，在這個點上就有可能實現技術跨越，從而沖向技術領先行列。現在，無論在核電技術、高速鐵路、民航飛機，還是第三代無線通訊、電站自動化控制技術、高檔數控機床、大型軋機等都到了這個“臨界點”。但這關鍵一步的跨越會遇到巨大障礙。一方面，國際競爭對手對此非常敏感，他們或封鎖技術、強力打壓，或以收編、收購相誘惑和威脅；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聲譽和信任，能否從用戶那里獲得關鍵的技術機會、包括國內的機會，是更大的難題。

　　對待首臺首套的態度折射出一種復雜的社會心理。一方面國人無不為中國原子彈爆響這個“首臺首套”而歡心鼓舞、為“神六”載人安全返回這又一個“首臺首套”而大長志氣；另一方面對經濟建設中諸多自主創新的“首臺首套”又投上懷疑和排斥的眼光。

　　建設創新型國家必須恢復民族自信。現在我們與國際先進水平還有不小的差距。但差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喪失技術自信。技術追趕的本身就十分艱難，如果在本國還不斷遭遇打壓、排斥，就會傷害企業的自尊，拖累技術追趕的進程。國家和社會應形成一種企盼、歡迎“首臺首套”、寬容“首臺首套”、鼎力支持“首臺首套”的意識、輿論和氛圍。應放棄偏見，給企業自主創新提供一個寬松的環境、給本創新產品一份公平。
　　首臺首套確實有較大風險，僅靠甲方一家往往無力承擔，也不合理，應采取兩方面措施降低和分散風險。一是在企業內進行充分的實驗室試驗和系統驗證，完善創新流程和質保體系；工程應用前進行專家評估等，利用現代管理工具把風險降到最低程度。二是建立風險分散機制。如以政府采購或準政府采購支持自主創新，政府以關稅、稅收和價格等政策支持或補貼，進行商業保險等。

　　既渴望獲得“世界先進水平”的結果，又排斥工程實踐過程；既要建設創新型國家，又不愿承擔任何技術風險。這就陷入了一種“技術自殺”的邏輯：很多跡象表明，是自己阻塞了自主創新產品的“市場出口”、為自主技術創新設置了障礙；自己傷害了自主創新的自信、磨滅了企業創新的激情；自己打壓了自己的技術力量、撲滅了自主創新亮點。實際上，一個“首臺首套”遭到不公的待遇，更多的“首臺首套”就將死在母腹之中。

　　五、推進企業自主創新中的政府作用

　　建設創新型國家是新時期黨和國家的政治決心。應以有力的政策、營造好的創新環境，使企業成為自主創新的主體。

　　應調整好政府、企業、市場的關系。政府最重要的職責是培育有效率的市場、創造鼓勵創新的大環境，充分調動人們創新的欲望，并使那些產生創新欲望的人有充分施展才能的條件、使那些成功的創新能得到應有的回報、使創新失敗的人有機會東山再起。企業是技術創新決策的主體、研發投入的主體、研發活動的主體、成果轉化的主體、獲取創新效益和承擔創新風險的主體。市場則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舞臺，為企業創新提供動力，為創新活動提供融資和服務支持，為創新成果提供出口，為失敗的創新提供分散風險的途徑。政府在三者中處于主導地位，但任何越位的干預和好心的“拔苗助長”，都會降低市場效率、改變企業創新主體的地位、扭曲企業行為、扼殺企業的創新激情。
　　技術創新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它所要求的環境條件比其他投資都苛刻的多。鼓勵創新的環境條件主要是指：①適度的、相對偏緊的生產要素條件。如資源、能源、人工、自然環境等初級生產要素偏緊的壓力，是產生廣泛創新活動的土壤。②健康的市場環境。如充分、規范的市場競爭、公平的發展機會、包括財產和知識產權保護在內的良好法律環境等，是大規模創新活動產生的基礎。③成熟、挑剔的客戶需求條件是激勵企業持續創新的動力。④良好的產業環境。如產業規模、產業組織、配套服務商、科研和融資等支持性機構的合理組合，是創新成功率不斷提高的條件。

　　動用國家資源給企業自主創新提供市場機會，是政府創新政策的一個重點。十三億人的工業化、城市化提供了巨大的市場，其中對高技術的需求是重要的國家資源。政府應以政策導向，使國內高技術市場資源優先由國內企業分享。例如，技術裝備是技術含量較高的領域，重大技術裝備研制的機會十分有限，而一個重大項目，會帶動諸多相關領域的創新，成為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平臺。我們應效仿包括美國在內的市場經濟國家，政府采購優先購買本國企業的產品。國家訂貨和“準國家訂貨”不僅具有支持企業創新、分擔創新風險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會產生示范效應，增強對本國創新產品的信心。

　　政府財政的科技投入主要在三個方面;一是財政資金直接投入。主要用于基礎研究、前沿高技術研究、社會公益性研究、重要科技基礎設施建設和某些重大科技專項。二是支持擴大企業研發資金來源。如合理擴大企業研發費進入成本的范圍；采取支持風險投資、推動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的政策。但技術創新過程的風險則由企業和參與的風險投資機構承擔。三是鼓勵有社會效益的創新結果。例如，按政府采購政策，優先采購本國企業自主創新的產品和服務；建立激勵自主創新的政府“首購”和訂貨制度；對有節能、環保效果的技術和產品經認證，張貼“節能環保標識”，在一定時期給予補貼或減免稅、費等。

　　實際上，政府以財政、稅收支持自主創新有兩種選擇。一是從生產、供應側入手，支持創新的過程；二是從消費、需求側入手，支持創新的結果。現在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企業，更關注的是前者。盡管研發費稅前列支等普適性政策是有效的和必要的；但那種由企業申報，由政府部門選定研發項目、分錢，并對成果進行評估、鑒定、表彰的做法不僅政府資金使用效率低下，而且容易產生“政策失靈”。一方面企業編個“故事”就能向政府要錢，從而得到尋租獲利的機會，會造成社會不公；另一方面則會造成“跑部錢進”、政企不分，成為一些政府部門強化對企業干預、擴展部門權力的工具。
　　原則上講，財政政策的重點應當支持創新的結果，而不是創新的過程。

　　六、以開放政策支持創新政策

　　我國“以開放促改革”的戰略獲得了巨大成功。通過對外開放，以外部的力量促進內部的改革和市場環境建設，不僅促進了體制轉軌、經濟增長，而且由這一政策開拓的新局面，使我們實現了超越式發展、縮短了中國工業化進程，為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崛起奠定了基礎。

　　我們要利用外資，外資要利用我們。要爭取的結果是“雙贏”。現在的問題是，外資對利用我們要得到什么，能得到什么，怎么得到，都非常清晰。而在微觀層面我們要得到什么，能得到什么，怎么得到，對一些地方和企業來說卻比較含糊，或十分膚淺。
　　“以開放促改革”的真實意義，是主動引進外部力量，沖破傳統體制的束縛，推進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軟環境和硬環境。良好的軟硬環境一旦形成，不僅可以吸引外資進入，而且可以為本國企業發展創造有利條件。而外部力量對市場環境建設的推動作用是本國企業無法替代的。

　　以外資進入和接受產業轉移為橋梁和紐帶，本地產業和企業不僅可以獲得資本支持、較快地融入國際分工，而且本地企業在與外商合資和為外資提供配套、服務以及各種商務活動中，有機會吸納外資人力資源、技術、管理和現代生產組織方式等的“溢出效應”；外資對本地企業和創業者強大的示范和引領作用，有利于本地企業轉機建制、獲得先進技術和管理，有利于培育工業文明、商業意識、產業文化，創造產業聚集效應，造就人才，提高本地企業的競爭力。

　　外資的進入，在很多地方迅速改變了產業狀況，很快由經濟落后轉向繁榮，使我們成了經濟全球化中的一個贏家。與此同時，也使一些地方和政府部門在認識上走進了誤區。

　　有的地方把本地發展的希望更多地寄托于外資，產生了長期依賴外資支撐區域經濟發展的幻想。經濟增長有外資為依托，反而忽視了壯大本地企業的極端重要性；外資的大量進入彌補了中國企業技術力量的不足，但在缺乏有效政策引導的情況下，卻削弱了本國企業提高技術能力的緊迫感。他們把“引進外資”當作目的，滿足于短期GDP、稅收、就業的增長，而對“利用外資”卻缺乏清晰的思路和熱情，相應的政策也不到位。為創造短期政績，有的地方引進外資的熱情遠遠高于培植本地企業。他們紛紛動用可支配的資源給外資“超國民待遇”，與對民營企業歧視性政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有的滿足于外資“高新技術”產品的加工組裝，卻不愿下苦功推進本地企業產業升級、提高本地企業的技術能力；可以以“破格的優惠”引進外資研發機構，卻對本地企業的創新活動沒有給予足夠的政策關注。結果，有的地方吸引國際高新技術產業轉移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外來資本與本地企業之間卻沒有融和、本地企業沒能參與到高技術產業分工之中，在多家外資組成的“封閉型”生產網絡中，本地企業實際上被邊緣化了，沒有獲得更多的溢出效應。

　　一些政府部門和用戶看到與國外巨大的技術落差，并沒有產生技術追趕的強烈沖動；在可以便捷地獲得世界先進產品時，他們毫無顧及地把本國企業放在一邊，不太愿意給本國企業技術創新提供機會。“欣賞引進技術，崇尚進口產品”之風在四處蔓延，逐漸演變成了一種社會文化。在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大城市，在有“中國櫥窗”影響力商業街，公然排斥本國企業的創新產品、打壓自主品牌，就不足為怪了。

　　中央提出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其中應有之意就是要改變“重引進，輕利用”的現象。引進技術、引進外資、接受產業轉移要更加有利于實現我們的目標。從政策層面看，國家對外開放政策的重點應轉向更加注意培植本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更加注意培育本國產業和企業的競爭力。曾經發揮了重要作用、取得很好效果的政策正面臨調整和完善。例如，到現在，技術引進的政策比較完善，而自主創新的政策卻存在缺陷；利用外資的政策比較完善，而促進本地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卻存在缺陷；吸收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政策比較完善，但企業走出去的政策卻存在缺陷。

　　韓國和臺灣地區很成功的一點是，在引進技術的過程中培育了自主創新的能力；在利用外資的過程中培育出了本地資本為主體、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公司；在接受國際產業轉移中鍛煉出了高素質的職工隊伍、使本地產業融入國際分工體系、形成產業聚集效應；在參與全球競爭中造就了世界級的企業家，并由他們帶出了具有世界影響的企業。這是很值得我們借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