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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下午，北京，“致敬2007”南方周末年度盛典如期舉辦。“創造力”成為與會者的核心詞，陳丹青認為，“(當下藝術界是)空前繁榮的荒涼”
《南方周末》“年度特刊”中對中國當年各領域的優異表現致敬已有八年，今年是第一次將敬意從紙面搬到了臺面上。
臺上臺下，滿目名流。盛典主持人梁文道和曾子墨，自始至終態度謙恭，忙著把所有的褒義詞獻給所有的登臺者——后者并非都是熟面孔，但個個來歷不凡。一位穿著灰夾克的老者登上臺來，仿佛隔壁爺爺散步歸家，梁文道趕緊搶上一步，略微俯身道：“沈老。”原來這位是中國知識界鼎鼎大名的沈昌文先生。值得致敬的沈昌文，是專程前來向年度優秀傳媒致敬的。
代表嘉賓向戲劇《兩只狗的生活意見》致敬的也是兩位老者，當主持人報上他們的名字——著名法學家江平、著名律師張思之之后，滿場肅然。向姜文的電影《太陽照常升起》致敬的兩位嘉賓，則是著名作家章詒和、著名法學家賀衛方。張思之與江平、章詒和、賀衛方等四先生，都是從張思之先生生日會以及《耄耋律師仍少年——思之先生八十華誕暨執業五十周年慶賀文集》(編者孫國棟、趙國群)發行式現場趕過來的。因為碰上北京塞車，原擬請他們作致敬嘉賓的致敬項目已經過了。于是臨時請他們做戲劇和電影的致敬嘉賓。
除“文化原創榜”之外，本場盛典還包括“傳媒致敬”、“創富榜”、“世界500強企業在華貢獻排行榜”、“奧運社會價值榜”等幾個單元，囊括了2007年中國的方方面面。
值得致敬的人很多——向創造和諧的人致敬，向創造精神的人致敬，向創造透明的人致敬，向創造財富的人致敬……諸多值得關注的問題中，南方周末和嘉賓們最關心的問題是，當下中國的創造力是否與盛世之名匹配。這是對時代本質、時代精神的拷問。
討論比選擇更重要
致敬盛典上，白巖松代表“年度電視”專家組向電視劇《士兵突擊》致以敬意之后，話鋒一轉：“我個人更愿意推薦自然紀錄片《森林之歌》。在一個追求結果的時代，它在追求過程；在一個快餐的時代，它在制作慢餐。”無奈其他6位推薦專家都選擇了《士兵突擊》，白巖松選擇了在典禮上“搶話筒”，臺上臺下都是會心笑意。
“文化原創榜”作為年度致敬的文化部分，其宗旨為：“向那些在各自領域最負社會責任感、最具創造力的文化產品致敬”；具體分為電影、電視、圖書、音樂、藝術、戲劇六個致敬類別。每個類別都邀請相關領域的觀察者、評論者廣泛推薦候選對象，根據得票選出5個候選對象，然后請5位推薦專家選出一個年度致敬對象。
除了“年度電視”之外，其他幾項也同樣存在困難的抉擇。“年度圖書”的推薦專家在李零的《喪家狗——我讀〈論語〉》與楊顯惠的《定西孤兒院紀事》之間犯難。“年度音樂”的致敬對象在薩頂頂的《萬物生》和周云蓬的《中國孩子》之間爭議。前者“將電子時尚與傳統神秘主義熔為一爐”，后者“讓人重新考慮音樂介入社會現實的問題”，最終《萬物生》獲得致敬。
“年度戲劇”的推薦專家‘之一榮念曾無疑是《中國孩子》的擁躉。盛典現場播放了周云蓬淺吟輕唱的一小段：“不要做沙蘭鎮的孩子，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榮念曾深為感動，視之為全場最大亮點。
來自香港的榮念曾是引領香港前衛文化的“進念?二十面體”的創辦者，滿頭白發卻童心未泯，畫漫畫、做戲劇，創意不斷。他將文化視作平衡政治與經濟的第三種力量。通過文化來對政治、經濟進行“評議”是他反復強調的。在“年度戲劇”致敬中，他認為孟京輝導演的《兩只狗的生活意見》和林奕華導演的《包法利夫人們》在顛覆傳統、批判現實方面有異曲同工之處，繼續討論其中的價值，比選擇更重要。“年度藝術”的推薦專家之一陳丹青也強調：“當代藝術類別豐富，5個候選作品類型各不相同，相互之間幾乎不存在可比性。所以重要的不是誰最后獲選，而是有人在向有社會責任感、有創造力的文化致敬。”
真正好的還是太少
擔任“年度音樂”致敬嘉賓的郝舫，借用民謠音樂人萬曉利的一張專輯的名稱總結2007年的樂壇：“這一切沒有想像的那么糟。”入圍的五張專輯，各代表了民謠、搖滾、電聲噪音、原生態民歌、世界音樂的不同風格。當外界一直唱衰中國流行音樂時，這些另類選擇的音樂卻呈現出多元的發展。
但是像郝舫這樣樂觀的推薦人并不多。“年度電影”推薦專家‘之一，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教授鄭洞天說：“如果真按照創造力、社會責任感為標準，幾乎沒有可以入圍的電影。最終《太陽照常升起》獲選，也不是說它有多新，而是‘久違’。久違了這種還用自己的方法去解釋他所認識、他所想像的世界的電影。其實他用的方式，他解釋的事并不新鮮。另外，也因為《太陽照常升起》至少引起人們關于電影本身的爭論。這樣的爭論，我能記得的已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作為現任電影審查委員會成員之一，鄭洞天幾乎看遍了2007年中國生產的全部四百多部影片，“真正能挑出來的比例確實很可憐”。“對于電影來說，除了創造力之外的現象有很多：票房攀升，得獎也不少。新現象也會出現，電影局現在的方針其實是若干年來最寬的，所以能出現像《太陽照常升起》、《立春》這樣的作品。但是整個行業下滑的趨勢還沒有終止。”“年度電視”推薦專家‘之一、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院長苗棣也說：“中國電視近年來最缺的就是創造性。”
“年度音樂”推薦專家之一的李皖在評價最終獲選的《萬物生》專輯時，也有所保留地說：“它并沒有太多創造，精神感召上也有虛張聲勢、故弄玄虛之嫌。但是，在全球化的娛樂場景中，它對民族元素的發掘和張揚，對娛樂標準的擢升，對流行音樂厚度和深度的要求，值得推崇。”
“有很多東西，可是背后真正的好東西太少。”陳丹青稱之為：“空前繁榮的荒涼。”而在榮念曾看來，這種現象尚不能稱為“繁榮”：“中國現在經濟發展很快，有很多爆發，但又沒有明顯的批判爆發。當人與人的關系變成了錢的關系時，思想方面的批判并沒有及時跟上來。”“文化需要的是獨立思考，需要去評議政治、經濟的發展，如果失去這個職責，就成了娛樂，就只是‘無傷大雅’。而文化界真正要做的應該是不斷把舊的‘大雅’拿出來評議，創造新的‘大雅’。”
朱學勤也認為：“中國這百年來經歷著‘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但是反映這段時間過程的精神作品卻不能與之相稱。我們走過的悲喜劇，不亞于法國大革命，如果說法國的精神大家、優秀作品是以幾何倍數增加，我們只是算術增長。如果說‘文革’是我們創造力的谷底的話，現在是走出谷底的漫長過程，有零星小突破，但是大的高峰還沒有隆起。”
創造力哪兒去了？
在解釋自己為什么最終選擇將“年度藝術”致敬給予將1001個隨意組合的中國人帶去德國卡塞爾文獻展的《童話》時，陳丹青端著煙斗說：“當我們面對西方，從來是被動語態：期待被邀請、被考慮、被選中。《童話》重要的不是他帶了一千人，也不是‘童話’，而是此行意態的當然與坦然。什么是真的文化交流？這才是文化交流；什么是內心的自由？這就是內心的自由。”可惜艾未未這樣的自由與“當然”心態，在陳丹青看來，純屬個案。
在電影領域，鄭洞天認為賈樟柯最近得獎的作品，延續的仍是10年前《小武》的風格、視角。“他還能不斷得獎，只不過世界永遠需要這樣的片子而已。這不像伊朗的電影，一開始可能是因為他們為世界電影注入一股清流，但是后來他們能不斷出現新東西，今年出了像《我在伊朗長大》這樣的片子，他們成為了世界電影的一個重要分支。”
在戲劇領域，榮念曾記憶所及，他最喜歡的孟京輝的作品仍是1997年的《思凡?十日談》。他非常推崇的另一位內地導演是林兆華，“林兆華曾告訴我，他現在只可以做翻譯劇，因為能通過。但是我這幾年觀察他，發現他也慢慢把自己框在框框里。《刺客》的場面有力量，但與社會發展離開得有些遠。如果離得近，來看的觀眾肯定有很多年輕人。結果《刺客》來的大都是年紀大的人，很多是林兆華多年的粉絲，來看一下林兆華出了什么新作品。”
比這一代文化人出現中年危機更讓觀察者們擔憂的是，年輕人并沒有及時地補充上來。兩年前，當李安宣布他要將張愛玲的《色，戒》改編成電影時，在電影學院任教的鄭洞天就告訴他的學生們：“你們學習的大好機會來了。《色，戒》是張愛玲最短的一篇小說，你們可以讀完，自己去構思，再去跟李安做出來的東西做比較。”如今，關于《色，戒》的評論如火如荼，但是他的學生沒有一個人給他交過這份“原創”作業。
另一個讓他擔憂的現象是，當他在大學里組織演講或會議，學生發言時很少有顛覆性的、整體性的，很少對觀念、作品提出自己的看法，而更多是一種錦上添花地去解讀、闡釋：“很多學生是獨生子女，生活條件好，但是他們在一個不提倡思考的教育環境下長大，雖然搞了藝術，但是很多——不是全部，是不想承擔歷史責任的人。”
市場化不足，在陳丹青看來，是另一個制約年輕人創造力發揮的原因。“現在都說藝術家在賺錢之后的心態會浮躁，其實這并沒有什么可怕。哪里都可能出現這種情況，哪里也都還是有人能從市場里脫穎而出。如果充分市場化之后，一個人或一些人浮躁了之后，還有其他新人冒出來，補上去。我們的問題是二十幾年只談幾個作者、畫家，一批人出來后一直在一個位子上，底下沒人上來，這才是不健康的。”
面向真實去對話
“您現在說話會受限制嗎？”致敬盛典結束后，當陳丹青在休息室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兩個剛20歲的大學男生在他對面席地而坐，傾聽之余不禁發問。陳丹青笑道：“不會。現在的進步在于有了體制外空間。”
來自香港的榮念曾提供了他的思考：“我認為‘一國兩制’拓展了一個空間。內地和香港的互動、互相評議會產生好的影響。香港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空間，可以提供給內地藝術家大膽地創作。另外，大陸政府要爭取臺灣，提供機會讓兩岸三地文化上有所互動，這又拓展了另一個空間。”在香港，他一直呼吁特區政府減少對本地文化團體的保護，在批撥文化基金時，能對內地文化人一視同仁，讓林兆華、孟京輝都可以去香港創辦劇團。
在香港，榮念曾創辦的“進念?二十面體”一直保持對現實高度關注。2004年，當香港特區政府提出“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規劃案時，“進念”排演了話劇《東宮西宮——西九龍皇帝》，以調笑嘲諷的方式批評了這項提案和時任香港政務司司長的曾蔭權，首演11場，上座率達到99.5%。演出最后一場，曾蔭權自己掏錢買票看完了整出劇，不久，他向公眾解釋了政府對西九龍的立場。
“我在香港做藝術，就是要想辦法讓政府不能忽略我們的存在，讓他們看到我們有多聰明，多有創造性。曾蔭權會來看我們的演出，一方面因為他做公共關系的需要，要表現出他的姿態，而他來了，就要對我們的問題做出回應。好的對話應該是雙方都參與的，要不斷給對方出題目，讓對方做出回應，最后提升的是我們的公共空間。”榮念曾說。
現在，榮念曾在內地也看到了提升公共空間的需求。官員年輕化、視野更寬、調動經常，都是他看到的好現象。1998年，清華大學成立“NGO研究所”，后來又展開非營利立法實證研究，更被榮念曾視為一個信號：“中國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已經發展到需要另一種非政府非贏利的體制出現，政府也開始明白創意與管制有關，開始考慮如何放手。”
身處內地，陳丹青、鄭洞天等對這一過程的判斷是“漸進”。“其實我也挺同情體制內的人，如果真的解散作協、美協，他們一家妻兒老小怎么辦？我們現在是背著沉重的包袱，很難辦。”2005年辭去教職的陳丹青退到體制之外，批評當下的教育“太絕對、太森嚴、太沒商量、太無情”。而在此次致敬盛典休息的間隙，仍在大學任教的李零告訴他：2007年教育部開始實施高等教育教學評估，高校紛紛應評估而做起了表面文章。
當下，內地的文化人能做什么呢？陳丹青、朱學勤不約而同的回答是：“能說多少就說多少，讓自己說出的每一句都是真話。”
“李零的《喪家狗》面向的是復古主義潮流，給孔子涂彩的潮流，他能逆向而動，有去圣的精神，還孔子以平常人的精神面貌。楊顯惠的《定西孤兒院紀事》面向的是社會的失語。1960年左右的‘大饑荒’死了那么多人，目前關于那場災難的作品之稀少，是非常可恥的。只有楊顯惠一直鍥而不舍地追逐那個事實真相。兩個作品的共性都是面向真實、還原真實。”朱學勤在評價兩部作品時說，“能面向真實，已經是最大的創造。”（程綺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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