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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大部制之后，十七大代表、湖北隨州市委書記、馬明清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隨州市自2000年成為地級市起，便開始進行大部制的探索和實踐。一項7年前開始的改革，就此在多年沉寂后走入公眾的視線。

　　當記者聯系到隨州市編制委員會，對方告訴記者，近段時期，前來采訪的媒體絡繹不絕，隨州也樂意把自己的經驗拿出來向全國展示。

　　改革的“先天優勢”

　　隨州編委辦主任夏明遠對記者說，當初隨州的“大部制”改革之所以能夠順利起航，因為具有“先天優勢”。

　　首先是沒有舊的包袱，俗話說，一張白紙好畫圖。2000年6月25日，隨州由原來的縣級市升格為地級市，從“新”開始，改革因而能夠輕裝上陣。

　　再有，新成立的隨州市管轄一區一市，經濟基礎并不太好，必須考慮成本問題。“其實不僅僅是行政成本，還有社會成本。官帽多了，社會資源消耗多，老百姓意見也大。”

　　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當時主要領導的銳意改革。“畢竟，像隨州這樣的條件的地方全國很多，但搞改革的只有隨州一家。”夏明遠說。

　　隨州的改革是有傳統的。上世紀八十年代，當時的縣級市隨州就進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經濟體制綜合改革”。1985年8月4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報道了隨州市經濟體制綜合改革的成果，稱其“一個工農并舉、城鄉一體、統籌規劃、協調發展的開放型、網絡型的經濟格局已見雛形”。

　　和編制工作打了22年交道的夏明遠對多年前的那場改革至今記憶猶新。時任隨州市委書記劉榮禮大刀闊斧精簡機構、合并職能相近部門，如將計劃經濟委員會與經濟委員會合并為“計經委”。然而，在劉榮禮調任后，舊的勢力卷土重來，當初合并的部門又紛紛分拆重新恢復設立。

　　而2000年的改革跨越7年，歷經三任主要領導而不衰。夏明遠認為，隨州改革能堅持下去的主要原因還是在人。“繼任的領導在機構管理這個問題上，思路非常統一，堅持走精簡的路子，這是很大的幸運。”

　　“合并同類項”

　　“當時沒有大部制概念，改革的出發點就是為了精簡機構，減少行政人員，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隨州編辦的同志說。

　　2000年出臺的《隨州市直黨政群機構設置及人員編制方案》不搞上下對口，不搞橫向看齊，基本思路是“合并同類項”：職能基本相近的單位能合并的盡量合并設置，職能銜接較緊的單位采取掛牌設置，職能交叉的單位能不單設的盡可能不單設。

　　于是，統戰部、民族宗教事務局、臺灣工作辦公室和臺灣事務辦公室合并成一家；市檔案局與市檔案館、市黨史辦、市地方志編纂辦公室四塊牌子、一套班子；文化局、文物局、體育局、新聞出版局合并統稱為“文體局”。

　　隨州不僅在黨政機關設置上大動干戈，同時還嚴格事業單位的規模。“有的事業單位最多加掛了7塊牌子。”市農業局下設的農技推廣中心，同時加掛市農藥監督管理站、市土壤肥料工作站、市植物檢疫站、市植物保護站、市農業生態環境保護站、市種子管理站、市農業科學研究所的牌子。夏明遠自豪地說：“同級市一般有300多個事業單位，我們只有120個。”

　　在內設機構的設置中也貫穿著“精簡”：全市成立一個財會核算中心，所有單位一律不設人事科和財務科，各單位只設兼職的報賬員；并且，過去行政機關配有專職的文印員、通訊員和收發員，改革后絕大多數單位的這類工作由機關干部兼任。

　　方案很快通過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批準，于當年11月初實施。新成立的隨州市設置了55個市級機構，比其它地級市少設11個機構(黨委2個、政府3個、群團4個、直屬事業單位2個)。

　　不僅機構“瘦身”，人員也“減肥”。隨州市本級只有行政編制860名，與其他地(市、州)相比，幾乎少了近三分之一，并且還留下20%的編制的空缺，用來逐年招考公務員和接收軍轉干部；整個市的編制總量從建市前的5569名減少到5134名，精簡率達8%。

　　當地官場流傳著一句話，就是“把局長當科長用，把科長當科員用，把女人當男人用”。在如目前隨州市編辦共5個人，主任下面是3個科長和1個司機，科長是名副其實的“光桿司令”，司機也兼職做起了打字員、衛生員。

　　步履蹣跚的七年

　　隨州市委副秘書長、市委政研室主任劉斌認為，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是改革沒有夭折的重要原因。

　　主事者的職位變遷無疑是衡量高層對改革態度的重要風向標。首倡改革的市委書記和市長后來都被委以重任，當時的書記調任到一個更大的市主政，當時的市長現在已經是湖北省委組織部常務副部長。

　　時任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對隨州的做法大加贊揚，在全省大會上宣傳隨州經驗。“但是，很多地方都說‘學不了’，他們沒有隨州從‘零’開始的條件，舊體制沉淀多年，改革起來傷筋動骨。”夏明遠說。

　　而現實是，不光是推廣難；就是改革者自身，在過去的7年中，也顯得步履艱難。

　　阻力主要來自上面。夏明遠用“堅決反對，多方干預”來形容一些上級部門的態度。他認為，反對的原因不是出于工作考慮，而是思維問題。在實際工作運行中，合并對工作沒有影響，甚至還更有利于開展，比如殘聯設在民政局，協調起來非常方便。

　　然而，“不獨立、不分設，上頭就覺得你不重視。”據說，隨州市將文化局、文物局、體育局、新聞出版局合并成“文體局”后，有關領導很不高興，曾經在一次大會上公開說，“隨州帶了個壞頭”。后來，這位領導不再來隨州視察、調研。　　

　　在各種壓力下，改革成果被逐步蠶食，舊體制開始反彈。最初“獨立”的是科協。在2000年，科協被合并到科技局中。但2005年市科協換屆選舉，在向省主管單位遞交方案后不予批準，理由是隨州科協不是個獨立單位。最后，市里只好將科協與科技局重新單獨設置。

　　此后，市殘聯、規劃局、綜教局、法制辦等多個機構加入這一“分離運動”；還有一些部門是中央明確要求增設的，如安全監督局等。現在，隨州市級機構由最初的55個上升到64個。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即使這樣，相比兄弟市，隨州還是要少10個左右的機構。并且，雖然機構分合反復，但該市編制的口子從沒開過，目前為860個，和7年前的編制數相比基本沒有變化。

　　“中國作為單一制的國家，進行機構改革必須要有高層的支持，要有強有力的強制手段，要有全國一盤棋的部署。”采訪中，一隨州官員對記者說。

　　因此，當十七大報告響亮地喊出“加大機構整合力度，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后，夏明元又振奮又感慨，“我們終于和中央接軌了！”

　　談到下一步，他聲音里掩飾不住的興奮：“隨州的改革將按照中央精神，進一步深化發展。我們還準備到全國其他一些搞得好的地方學習，比如你們成都把園林管理局和林業局合并為林業和園林管理局，就是一個很好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