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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內部來說，《勞動合同法》涉及三方主體的博弈與利益關系調整：企業家(資方)、勞動者和工會。每一方都會從自己角度出發考慮這部法律帶給自己的成本與收益。如果說工會代表工人利益的話，就應該有資方的協會代表資方的利益，來形成組織與組織間的博弈。我講的博弈一定是對抗的、妥協的、談判的、讓步的過程。立法中應該排除任何其中一方成為強制的、壟斷的一方，任何一個條文都應該有對抗性的意見。談判中，沒有對抗的組織存在，這種立法是壟斷性立法、強制性立法。

　　現在中國的企業家市場很復雜，制訂《勞動合同法》的時候，不能腦子里都是那些壞商人，覺得要約束他、不能讓他隨便解雇人，而要把企業家當作理性人、當作為自己為社會在做事在創造財富的人來看待。同樣，勞動者本身也存在很大的區別，有的很勤奮、敬業，有的工作態度消極；有的知識結構很高，有的只能從事簡單的勞動力。所以一部法律在制定中要對勞動者區別對待，對于不同人力資本的去向應該更多地讓市場去選擇，而不要用法律來過度干預。合同法某種意義上應該是一個對價的法律，要對契約雙方有對等的約束力。只是有利于一方的法律，是缺乏執行力的。

　　從外部性上，《勞動合同法》要有它的公共目標，應該是不偏不倚的角色，維護社會總體經濟繁榮、保證社會的和諧發展。如果立法者從“資方是強勢、勞動者是弱勢”這個角度切入來立法的話，就會有問題(現在就是這樣)。因為你從外部性來看的，失業人口又變成弱勢，在職員工是強勢，那你是保護強勢群體還是保護弱勢群體？強制企業與一些員工簽訂無固定期限合同，就限制或者減少了失業人口的選擇性。所以立法者應該對社會利益、公共利益進行通盤考慮。《勞動合同法》在政策取向上有偏頗性。它的目標是保護弱勢勞工，但如果企業面臨破產時都還不能自由裁員的話，企業沒了，還怎么保護員工的利益？

　　要研究《勞動合同法》的成本問題。這個成本牽涉到社會成本、企業成本，還有執法成本。

　　所謂的社會成本包括《勞動合同法》出來以后，所涉及到企業家創業的積極性、經濟的繁榮、勞動者維權成本。某種程度上，一個沒有核算社會成本的法律，在實踐中是沒有效率的，成本和收益必須是對接的。企業成本，除了企業為遵守法律必須付出的資金成本，還包括法律對于勞動者的心態影響，這也有可能增加企業成本。《勞動合同法》出現以后肯定有大量的糾紛產生，那么政府要搞多少勞動仲裁庭、每年接多少案？還有當事人的訴訟成本、政府的監督與處罰成本，這些都是執法成本。如果立法者沒有對這三方面成本的研究與核算，未免有一點緣木求魚、放空炮。如果一部法律增加了訴訟糾紛，增加了國家在司法資源上的投入，間接增加了納稅人的負擔，受損的人實質性增多，它就不是一部好的法律。

　　對于這部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執行力，我不做預測。作為研究者，我們立足關注這部法律制定過程的科學性、合法性、公眾參與性，如果程序正義、合法，即便通過的條文很“丑”、很“惡”，也應該認可。此外，我們會跟蹤這部法律出臺后的效果，看是不是增加了司法成本與社會成本。

　　中國正在向完全的法治社會過渡，現在是政策特征和法律特征并存的階段，我們的法律也帶有這個混合的特征。我認為《勞動合同法》就像現在很多法律一樣，極有可能是要通過司法解釋不斷調整，而且極有可能在最近五年就要進入修改，也有可能靠其他一些具體的政策才能在一些特定行業得到執行。實踐對于立法的修正是殘酷無情的，人定的法要符合市場的法則與規律，否則市場經濟會把你無情的拋棄。這樣的情況一旦發生，對于規則的權威性、對于政府治理的有效性是有很大影響的。

　　(李曙光，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本刊記者根據采訪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