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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經濟報道

　　根據國家統計局7月19日上午公布的數據，中國上半年GDP達到10萬余億元，同比增長11.5%，貿易順差達到1125億美元。雖然面臨著CPI上行和外匯儲備“過多”的壓力，但這些基本數據顯示，改革開放29年后，沿著自己選擇的道路，中國經濟正在繼續創造奇跡。

　　通過29年的艱苦努力，中國的改革事業已經進入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齊頭并進的新階段。國有經濟改革早已涉入深水區，2004年以來的改革爭論并沒有阻擋改革的步伐繼續邁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執政黨明確的目標，順應了經濟體制改革深化的要求和公民參政積極性的提高。

　　6月2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發表講話，強調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四個堅定不移對發展大局的重要性。在新一階段改革即將展開的關節點上，針對過去近三十年改革過程中積累起來的理論與現實挑戰，我們應該如何解放思想，繼續將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如何在總體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近日，本報邀請了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總編輯、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周為民教授，北京大學電子政務研究院院長楊鳳春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行政學系主任毛壽龍教授，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甄小英教授就相關問題進行探討，是為北京圓桌論壇第140期。

　　解放思想　堅持改革

　　《21世紀》：6月25日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胡錦濤總書記將堅持“解放思想”放在四個堅定不移之首。在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攻堅的現階段，您覺得我們在哪些方面需要在理論上取得突破？如何將這些突破真正落實到改革開放之中？

　　周為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前蘇聯模式的根本否定和全面超越。當然要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公有制，但必須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來認識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公有制，而決不能繼續拿前蘇聯模式的舊觀念來談這些問題。所以，在如何認識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如何認識社會主義，如何認識公有制經濟、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等等基本問題上，仍然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繼續清除前蘇聯模式意識形態的影響。這是最重要的。

　　楊鳳春：對下一步改革來說，思想解放是動力來源之一，尤其是在意識形態、理論資源和話語權方面，思想解放的作用可能是主要的。思想解放意味著一種物質的力量，這個力量和國家的政治、政策發生關聯的途徑，就是一個學風的問題。

　　在一般社會層面上需要解放思想的，不光是舊的意識形態，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們也需要解放思想。那些有學問但沒有常識的人，要轉變成既有學問又有常識的人。學風的轉換，事實上是學人的替換，一代人完成使命之后，就該讓下一代人來思考新問題。

　　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有沉重的思想牢籠。改革開放以后，西學進來，我們又在自己身上套上了很多新的精神枷鎖。學界的學風要改變，要立足于生活，面向實際的問題，這樣的思想解放才能落到實處。

　　具體來說，最重要的就是要正確的認識改革，不要神話改革，應該更好的反思改革。現在的問題就是以前改革的不到位造成的。要反躬自問：究竟要什么樣的發展，才能夠減緩這20多年來過度的機會主義和財富崇拜對人們的心靈幸福造成的傷害？

　　甄小英：現階段是三個東西重疊在一起，一個是社會經濟結構深刻轉型，一個是我國進入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跨越階段，第三是全面開放，我國社會呈現出一些階段性特點。我們現在遇到許多過去從未遇到過的情況，解決這些問題也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照搬，當然必須解決思想，自主創新。

　　不僅經濟、文化、社會建設方面需要創新，包括走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執政方式，黨要依法執政的問題；包括堅持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不斷完善執政黨對參政黨的領導方式問題，都需要解放思想，總結實踐經驗，不斷改革創新。

　　《21世紀》：住房、醫療、教育等領域的改革也亟待推進。6月份的數據出來，全國房價普漲，同時“看病難看病貴”、“上學難”等諸多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改革開放29年后，如何理解和應對中國社會面臨的諸多挑戰？

　　周為民：把“上學難”、“看病難”這些問題，看成是市場化造成的，這種流行觀點是不對的。在醫療、教育這些領域，基本的格局是政府壟斷。民辦的醫院和學校有一點，但根本不足以形成競爭。連最起碼的打破壟斷都還遠未做到，哪來的市場化甚至還是什么過度市場化？

　　回想一下，在一切由政府壟斷控制的計劃經濟年代，老百姓的生活有哪一樣不難？政府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組織生產和分配，還是樣樣難，樣樣缺。要講關注民生，市場化改革從一開始就是為了解決基本的民生問題。放開市場以后，民生上的那么多難事還難嗎？都不難了。現在幾個突出的“難”，恰恰是發生在仍然由政府壟斷的領域(住房難也和政府既壟斷土地又不能有效提供“廉租房”一類有關)。

　　既要保持壟斷，又想盡可能地減少財政負擔，讓壟斷部門自行去謀利生財，這兩個一結合，事情就徹底亂了。問題的癥結是這個。真正解決問題的方向仍然應當是推進市場化改革，不是說一夜之間什么都不管了，而是說這些領域都要開放，讓民間的力量進來，逐步形成有競爭的市場，形成政府舉辦的部分和民間舉辦的部分之間的合理分工，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面對現在的一些問題，不能南轅北轍地進一步主張強化政府干預，政府越控制越短缺。

　　從改革開放之初，收入差距過大造成貧富懸殊的輿論就很強。今天進一步突出了。當然現在確實是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已相當突出，對這個問題是要努力采取有效措施來應對。

　　但要搞清楚一點，盡管市場經濟本身會造成收入差距，但現在收入與財產差距擴大的問題，主要不是由于這個原因造成的，主要還是由于一些非市場、反市場的因素造成并加劇了分配不公。講收入差距問題要注意把收入不均和分配不公區別開來。因此，解決這樣的問題，最基本的辦法不是否定市場化改革，恰恰是要靠進一步推進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特別是深化要素市場的改革，來消除分配不公的體制原因。

　　毛壽龍：住房市場化改革帶動了供給增加，很多人住上了好房子。不過，也導致了很多問題，比如現在城市土地基本開發得差不多了，在土地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隨著經濟增長，住房價格肯定上漲。

　　不同的時期問題的表現可能是一樣的，但其性質以及政策意義卻不盡相同。就住房來說，過去是公房閑置，現在是好多的私房閑置，這好像都是閑置，實際上有很大的差別。公房閑置，那是腐敗問題，難以解決；私房閑置，那是政府管制問題，需要進一步開放和完善租房市場和二手房市場來進行解決。目前，住房的問題是消費基本是市場化的，但供給是高度管制的市場。關鍵還是需要進一步提升供給的市場化水平。

　　醫療改革前，很多看不了的病現在可以看了。但基本服務沒有做好。看病難跟公共服務太集中有關系。醫療服務基本是壟斷供給，沒有市場化有商業化，在政府高度管制條件下，天價醫院就出來了。總的來說，過去既沒效率，也不公平。現在效率上有增長了，但是公平性并沒有增長。這是政府需要面對的問題。

　　政府主要工作應該放在解決公平性方面，效率問題讓市場去解決，不要希望通過控制效率來提高公平性。

　　《21世紀》：如何回應社會的平等訴求？

　　周為民：改革開放將近30年，中國社會的平等程度空前提高，這點必須看到。

　　舊體制下遠遠不是一個平等的社會。第一，在舊體制下，各種各樣的制度和政策壁壘，把幾億的農民與城市隔絕開來，強制固定一種身份不平等，這種身份不平等帶來全面的機會不平等。這個問題是改革開放后逐步解決的。

　　第二，舊體制下由家庭出身、成分上的“紅與黑”造成巨大的社會鴻溝，多少人、多少大好青年，僅僅因為出身不好，就根本不能在社會上抬起頭來，不要說上大學，在參軍、招工等等各種機會面前都是被排斥的，甚至找不到“對象”，結不了婚。這種同樣相當殘酷的社會不平等也是改革開放以后解決的。

　　第三，舊體制當中，由等級規定的特殊待遇、福利、場所是普通民眾絕對不可能染指、問津的。那些特殊的商店，有特權的人能進，外國人能進，老百姓決不能進。改革開放以后，這種明確按特權分配的等級標準在很多方面很大程度上為統一、單一的貨幣尺度所代替，這同樣是一個重要的進步

　　第四，舊體制下，在普遍貧窮的“平均主義”中，仍然存在突出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這種差別甚至一度大到成為活著與餓死的差別。改革開放以來，兩億多絕對貧困人口擺脫了貧困。

　　因此，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帶來的巨大歷史進步不僅僅體現在物質財富的空前增長上，而且也體現在社會平等程度、人的基本權利的平等程度的空前提高上。

　　現在，分配上的收入與財產差距是要高度重視的，要從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按照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公共服務的方向推進政府改革并發揮政府作用等方面來采取切實的措施，各種專家學者，應當從這些方面多做研究，提出建設性的意見，而不應當一再散布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造成了嚴重的不公平、不平等之類的錯誤論調，一再空喊籠統的公平口號。否則只會加劇社會不滿和社會對立，而絲毫無助于問題的解決。

　　楊鳳春：和諧社會作為一個新的理念，是一個社會進步，執政黨給人們造成了良好預期。

　　現在要讓各種壟斷減少一點，將整個社會財富的分配結構調平衡一點。這意味著特殊利益集團現在的既得利益沒有了。

　　中國和諧社會的建設，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中，一個特別大的難題就是，前二十幾年的改革已經使某些特殊利益人群與特定的不合理制度關聯在一起，這些人對改革的支持和反對不再是抽象的，是和特定的利益、特定人非常具體地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這種情況下，又沒有一個反力量來抵消他們對改革的反抗，所以要強調對公眾、對弱勢者的賦權和增權了。

　　從國家層面來說，現在需要解決的是絕對的不平等問題。除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之外，現在基于這種社會身份的其它不平等在擴大。

　　解決貧富分化的問題，兩方面的工作都要做，一個就是給無權和少權的人賦權和增權。另一方面要改變人們的貧富觀念。政府的發展觀在改變，社會公眾的貧富觀也需要改變。中國窮怕了，就想一下子要富起來。政府的GDP主義，并不僅僅是政府的一廂情愿，也是對某種社會心理和價值追求的回應。什么才叫富呢？按照現在的理解，應該是美國消費主義才是富，但這對中國來說根本不合適。中國是資源約束很強的國家，消費主義是死路一條。

　　《21世紀》：如果以打破壟斷為主要訴求，您覺得下一步改革的核心環節是什么？是政府改革嗎？

　　周為民：下一步改革應當是在要素市場上深化市場化改革。

　　中國經過將近30年的改革，現在的一個基本戰略任務，就是要盡快推進要素市場上的改革，盡快形成健全的要素市場。一般商品市場已經發展得相當充分了，要素市場的發育完善還遠遠不足。舊體制那種壟斷的、管制的控制方式在剛剛從形式上建立起來的要素市場中大量地存在，市場配置資源的基本作用就得不到發揮。這就帶來了一系列的扭曲，除了損害社會經濟效率，還帶來尋租腐敗、官商勾結、分配不公這些很嚴重的政治與社會后果。實際上，現在幾乎一切深層次問題都集中存在于要素市場。

　　講改革攻堅就要在要素市場上攻堅，而要素市場攻堅基本問題就是政府改革的問題。行政權力的控制方式要退出要素市場，市場機制要在要素市場上充分發揮作用。要素市場問題的核心是民眾財產權利，所以更基礎的問題是充分承認民眾的財產權利，并要有很好的法律和制度來保障它。民眾作為不同要素的所有者，能夠自主地參與市場，這才有一個良好的要素市場的基礎。

　　形式上要素市場已經建立起來了，但舊體制的因素迅速進入市場，實際控制著資源配置。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利益和特殊的利益集團，進一步的改革就很難。這是一個主要的阻力。

　　再一個嚴重的障礙，還是舊體制的思想觀念、前蘇聯模式的的深刻影響。從改革開放一開始，就一直存在這樣的阻力和障礙。所以改革以來在思想理論方面的主要工作，就是要盡可能地清除這樣的障礙。

　　現在改革處在關鍵的半途，面對種種困難和復雜的矛盾。這時候，一些落后、錯誤的觀念又重新起來，對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懷疑、動搖的情緒和思潮又重新滋長起來。所以現在又必須重新回到20多年前所討論的一些基本問題上，來進一步澄清思想。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的講話，突出強調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基本立場，全面重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基本觀點，鮮明提出四個堅定不移，我認為是極其重要，極有針對性的。推進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在經濟體制上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根本轉變，推進民主法治、依法治國，這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內容。把這些當成是什么民主社會主義的東西來贊揚，這在政治上是錯誤的，把它們說成是什么新自由主義指導的資本主義的東西來批判和否定，這在政治上是更嚴重的錯誤。

　　楊鳳春：實現和諧社會就意味著政府要改革。如果早二十年進行改革，那時的阻力主要是觀念層面的，不難。現在是實際利益，砸一個有特權者的飯碗很難。

　　從中國長遠發展來說，下一步的改革不僅是政府改革，也應是政治層面的改革。從1990年代到現在，人們在政府領域做了許多工作，但有意無意混淆了兩個問題，一個就是把政治領域的問題削減了，把它變成了一個政府問題，或者是一個行政問題。政治改革與這些問題不是一回事情。政治改革也就是說讓無權者有權，權利不充分的人能夠有充分的權利，讓過度擠占別人權利的人退出不該占有的空間。簡單地講就是社會上各個不同部分人之間的一種相互的關系，這個相互的關系必須重新調整、調試，讓他們和諧地存在。

　　毛壽龍：從面上來說，中國改革開放是一個全方位推進的進程。實際上，現在已經不存在核心的改革開放問題，而是全方位的改革開放問題。當然，在所有的改革開放中，政府改革，依然是至關重要的。

　　就政府改革來說，需要改變溝通機制。目前，不僅老百姓缺乏參與決策的渠道，上下級的官員要溝通也很難。現在整個機制不是一個溝通的機制，是一個命令等級結構。地方官員還沒有很好的渠道影響中央的一些決策。這需要在制度上進行改變。比如說，中央集中藥監局系統的權力是正確的，但是如果缺乏地方的參與和監督，集中的權力很容易腐敗。如果有地方的參與，讓地方的人員和機構，也參與中央的審批和監管，有較多的參與面，前藥監局長是沒有腐敗機會的。

　　另外，對于市場經濟來說，中國的政府結構層級太多。中央和直轄市的層級只有兩層，所以直轄市的民情很容易上去。而農村與中央隔著非常多層，其結果是廣大的農村往往很難在中央的政策上體現出來。我覺得最好所有政府都面向老百姓，然后上面的層級都是輔助性的。決策權要盡可能落實在直接與老百姓打交道的層次上。這樣，不僅可以減少層次，也可以在制度上拉近政府與百姓之間的關系。

　　甄小英：政府當然要改革，現在有些地方的政府還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行政審批、招商引資、干預微觀經濟上，要切實向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法治政府轉變。此外，在人們的公共需求迅速增長，而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又存在公共資金大量流失的“漏斗”。如：政府行政開支過大，一些地方政府追求過于豪華的城市建設，還有包括樓堂館所在內的大量豪華建筑物的建設。據有關學者研究，僅這三項漏斗中流失的公共投入資金，按照保守估計，不低于2萬億元。2005年國家財政用于文教、科學、衛生，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國防支出加起來一萬億左右。從漏斗漏出的資金，比這三項財政支出總和要多出一倍。當然，這些支出很大一部分靠地方政府預算外財政支撐。

　　解決這些問題，除加強行政監督外，還要加強民主監督和新聞監督。首先是信息應該更透明。應明確媒體權利和應該承擔的責任，進一步發揮媒體的監督作用。

　　政府職能轉變，難點是一些部門既得利益的形成。要解決一些地方出現的“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部門利益法制化”問題。最近重慶率先建立政府立法回避制度，這很好。

　　民主政治與科學發展

　　《21世紀》：近期的多起環保事件、黑磚窯奴工事件都引起了普通民眾的極大關注。如何真正實現“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公民尤其是市民階層權利意識的覺醒對中國來說意味著什么？

　　周為民：環境、生態、資源方面面臨著巨大的壓力，要通過改革在體制上形成解決這些問題的基本條件。一是要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二是要進一步推進干部選拔任用制度的改革；三就是要形成體制機制上的良好的條件，使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訴求能夠有一個正常的、充分的表達機制和渠道，并且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一種社會各方協商、共同解決問題的機制。這其實也是總書記講到的，怎么有效的、有序的擴大這種公民參與、社會參與的體制。

　　這是推進民主的一個過程。著眼于民眾的財產、健康、人身自由等方面的基本權利的保護，著力從法律和制度上來維護，不要什么都靠上訪來解決，那并不是法治社會中最好的辦法。在司法過程中，最關鍵的就是要破除地方保護主義以及行政干預。在環境問題、生態問題上，要避免和民眾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加劇。

　　毛壽龍：市民階層權利意識的覺醒是一個普遍的變化。對政府來講，關鍵是要做好利益賠償工作。需要建立起損害賠償機制和政府的行政、法律、立法、救濟機制，這是最關鍵的。

　　中國的住房市場化是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與住房相關的維權也因此而開始。1992年以來，業主開始組建業委會來維權，到現在為止15年了，但一直很困難。這一過程還在艱難地推動中。業主維權、環保維權對公民積極參與是一個機會，對政府也是一個機會，可以讓更多的人給政府以更多的力量來整治環保。公共管理也會有更多的力量，不至于孤立無援。現在環保部門就有點孤立無援，一定要有人參與，從而讓環境保護政策擁有社會基礎。

　　楊鳳春：迄今為止所有對這些問題的考慮，大部分是建立在政府管理技術的改進上面。如果不能及時啟動政治機制，有些問題可能干脆就被掩蓋掉了。

　　政治機制就是在目前的這種社會狀況下，要讓更多人的訴求能夠有效的進入政治過程和政府過程。可是為什么一些問題很難解決？很多人并不能夠設身處地來講這個問題。

　　從這個方面來說，社會的自組織能力，社會公眾的自我救助還是重要的。中國社會的發展已經到了這一步。

　　甄小英：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維權意識、民主意識、政治參與意識都大大地增強了，政治體制改革怎樣與民眾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這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既要創造新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民主載體、民主形式，拓寬民主渠道，還要通過完善民主制度和法治來保障。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有不少需要完善的方面，在保證代表權利、進一步完善選舉程序方面都有改進余地。多黨合作制度還需不斷增強包容力，各民主黨派的成員構成，要隨著社會階層的變化、新階層的產生不斷地調整，要給新的社會階層提供一個體制內合法的、制度化的政治訴求的渠道。這次，執政黨的黨代表選舉程序有很多改進，過去一些地方“同意的不動筆，不同意的才動筆”的類似問題已經改變。另外政府信息公開的法律制定了。

　　《21世紀》：您覺得應該如何有序地推進公民的參與？

　　楊鳳春：從操作層面來說，應該放開一些空間，應該幫助社會把權利增大。如果早20年談這個問題，可能它表現得不突出，現在問題比較突出了，政府知道好多問題再照原來的方法去管，管不下去了。現在是公眾增權的一個比較好的機會，政府有可能在一些領域中間會配合社會的變化，這是有可能的。

　　中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社會相對和平的、平穩的社會談判的機制。政府要幫助社會提高自組織能力。如果有很多社會自組織存在，很多個體都被容納到自組織中間，自組織之間又可以整合，從而簡化社會談判的過程。

　　社會成員起碼可以分做兩大類，一是現在基本上還在現有組織格局中的社會成員，單位人或者是村社人。真正的在家里種地的，沒有什么問題。還有另一種人是完全的自由人。中國歷史上出問題的就是游民，重要的是這部分在各種矛盾和各種利益的結合點上討生活的人，比如說現在城市管理中間一個很突出的問題，就是城管和小商小販的矛盾。小商小販實際上是一個自由人，同時他們討生活的點，又是一個資源沖突和矛盾沖突最劇烈的地方。要有比較好的組織形式能夠吸引和容納他們。

　　毛壽龍：對民主制度大家都有共識，但很難推動。現在小區要去搞維權，誰去維權？小區要搞投票，誰去投票？就是沒有人覺得能夠從民主中得到什么東西。民主是一個民情的培養過程，也是一個通過實踐，逐步學習的過程，這是比較長期的任務。

　　目前，政府需要根據現實狀況和老百姓的生活經驗，提供一些相關的法律制度和治理結構的基礎。在這方面政府也是在不斷的學習過程當中，不可能指望問題還沒有出來，有先見之明的政府就都設計好了。比如說物權法對小區管理的相關條款，其實是跟小區維權有關系的，是在適應老百姓的需求。

　　在理念上，中國跟國際在慢慢接軌，比如有關人權的看法，提出以人為本是很大的進步。在制度上中國要學習的東西還很多。推進民主不可能有什么獨特的道路。民主不可能是一部分人特權，黨內民主推進可以讓新產生的領導人有更多的權威，也可以改善現在的決策效率，給決策層以民主的支持和監督。這都有利于民主的進步。

　　基層民主是一個基礎，是公民學習民主的學校，這個要搞得好的話，國家的民主會有更好的社會基礎。

　　甄小英：我覺得黨內民主可以稍微加快一點。許多社會精英在黨內，一些民主制度和形式的創新，可以先試點，總結經驗，再在黨內全面推開。完善黨內民主，很重要的是切實保障黨員民主權利，黨內權力的授受、各級領導干部的選拔要充分體現黨員意志。在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方面，還需不斷推進，如完善選舉程序，擴大差額選舉的范圍、擴大差額的比例等。黨員的知情權、選舉權、重大決策的參與權、監督權等都需進一步完善。

　　我們不是為民主而民主，民主政治建設要為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要與經濟、文化、社會建設協調發展。民主是在國內長出來的，不是從國外搬過來就能行的。可以借鑒他國的一些經驗，比如選舉的程序等。要充分發揮我們自己的長處。我們的民主有自己的特點，比如英國1688年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240年后婦女才有選舉權，包括瑞士這樣的國家，1971年婦女才獲得選舉權。我國建國以后，不到5年的時間里頒布了憲法，明確規定包括婦女在內的年滿18歲的公民都有選舉權。

　　《21世紀》：您認為這方面改革的難點和動力分別在哪里？

　　楊鳳春：現在表現比較突出的危機，比如各種有可能危及社會穩定的抗爭。比如社保、醫療、大量的失業人口，還比如像高房價，已經超出大部分人的承受范圍，很多人面臨生存的困境和壓迫，在張力達到了極限的情況下，可能有一種比較好的機制出來。

　　還有人們的信心危機，比如說現在大家感覺食品、治安不安全等。當政府無法提供足夠的食品安全的時候，可能一些消費者維權的組織會發揮比較大的作用。還有像人口管理方面的危機，不合理的人口政策，就業政策等等，當很難生活的人越來越多，會形成一個流動的大群體，這些人可能會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因素。政府不會坐視這種不穩定因素發展，最后有可能形成一種制度的改變。

　　農民和農民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可是第一代城市移民能夠忍受，城市畢竟是一個更文明的地方，為他們帶來了一個文明的新世界(15.56,0.51,3.39%)。第二代與他們有重大差別，他們在城市大長,同時又像很多城市孩子一樣，是消費主義者。他們會有更多的訴求。對于中國改革，這是很重要的一個時間坐標。

　　甄小英：對執政黨來講應該始終有一種居安思危的意識。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和蘇共的執政經歷都是前車之鑒。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能一勞永逸。這些黨上臺執政確實是人民的選擇，歷史的選擇，但是人民的選擇是一個動態的歷史過程，人民會不斷的進行選擇，歷史也會不斷進行選擇。一個黨要長期執政，必需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以改革的精神加強自身建設，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并領導人民適應時代要求，不斷通過改革，推動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人民群眾總是要求不斷破除那些束縛自己創造更加美好新生活的陳舊思想習慣、體制機制等各種阻力，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農民的創造。黨內黨外都不乏改革的動力。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21世紀》：您怎么理解“中國特色”？它是否意味著一條獨特的現代化道路？與其他國家的現代化之路有哪些方面“交疊共識”？

　　毛壽龍：中國特色有很多層面。技術層面來說，中國法治進步、市場化道路、政治發展，肯定會有自己的特色，但不要把中國特色弄成擋箭牌。有一個與此對應的說法是“國際慣例”，這意味著更多向國際開放。有時候國際慣例占上風，有時候中國特色占上風。實際上就是選擇一個開放的中國，還是選擇一個封閉的中國。如果只強調中國特色，就很難學好。

　　溫家寶總理說我們要吸收世界各國的普世文明，包括科學、民主、自由、人權等那是國際慣例。民主與法治如何運作，每個國家有自己方式。運作機制是慢慢形成的。

　　楊鳳春：現在一講到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改革，人們就面臨著很多觀念和物質的前提條件的限定。這可能會濫用“中國特色”，成為拒絕改革的口實。當然各個國家的道路是不一樣的，社會發展有隨機性，但也有一些共同的東西。民主建設一定是許多小事情積累而成，許多小細流匯成一條大河。有人一開始就把水攪混了，說中國不能搞民主，認為目不識丁的人去選舉容易被人收買選票，這非常沒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