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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義平
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時，要防止走向另外一個極端：過分地追求社會聲譽，甚至好大喜功，承擔了與自己的企業產業發展方向不協調，承載能力不協調的、過多的社會責任。有必要再重復一下彼得·德魯克的名言：企業首先是做得好，然后是做好事。
對于我國的企業和企業家而言，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顯然是一個新的問題，有必要給予細致全面的理解。
企業社會責任的歷史演變
企業的社會責任是社會在經濟發展的特定階段，根據當時社會的道德準則，對企業的期望和要求。
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人們對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歷史演變的過程。
西方市場經濟國家最初的企業并沒有什么社會責任的概念，他們的存在僅僅是為了賺錢。不僅如此，在馬克思看來，甚至存在著殘酷的剝削。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工作日》一章，馬克思有著詳細地揭露。馬克思說，資本家“盡量延長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個工作日變化成兩個工作日”，且大量的使用童工，馬克思指出：“讓13歲以下的兒童和不滿18歲的少年在長達12－16小時的時間內喪失吃飯時間，或者像給蒸汽機添煤加水，給羊毛加肥皂水，給機軸上油等等那樣，把午飯僅僅當作勞動資料的輔助材料在生產過程中加給他們。這就是西方市場經濟初期的情況。”我們陳述市場經濟國家最初的情況，有助于理解我國市場經濟初期的一些現象。
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誕生了古典經濟學。古典經濟理論幾乎把市場經濟下企業的最基本的功能等同于企業的社會責任。企業只要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盡可能高效率地使用資源以生產社會需要的產品和服務，并以公平的市場價格銷售給消費者，企業就算盡到了自己最基本的社會責任。這種認識比較準
確地反映了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初期社會對企業的期望和要求。此時發展經濟是一個社會普遍關注的主要矛盾，企業只要能夠促進經濟發展，能給社會提供產品、就業、稅收就實現了社會對企業的基本期望，就是承擔了社會責任。
歷史前進到18、19世紀，早期發展的市場經濟國家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即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貧富差距，也由于慈善事業是一種傳統的美德，于是，慈善事業被認為是企業的重要社會責任。在當時的美國，涌現了一批以慈善事業為榮的企業家。例如洛克菲勒在其有生之年共捐獻了5．5億美元，并設立了洛克菲勒基金；卡耐基在他有生之年共向社會捐款3．5億美元，創建了2811個公共圖書館，向美國的教堂捐了7689架風琴。
當歷史發展到了當代，經濟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人們對經濟發展的期望邊際效用遞減，對生活質量則有了更高的追求。與此同時，人們對一些工業產品的副作用，對環境污染的消極作用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認識。此外，由于經濟非平衡發展產生了一系列新的社會矛盾（有時經濟發展比不發展矛盾更多）。在這樣的背景下，社會對企業有了更多的期望，更多的要求，企業的社會責任也有了更為廣闊的內容，其中包括保護環境、節約和愛護能源、善待員工、注重就業和福利、關注和支持教育、注重公共健康、重視慈善事業以及社區的和諧等。
根據已有的討論和當前的共識，我們可以把企業的社會責任作如下三個層次的劃分：最基本的層次或者說是最里層是企業的基本職能，其內容包括高質量的產品，對社會提供更多的就業，促進經濟增長等。中間的一層包括善待員工，對員工負責任；對消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講究誠信，盡可能地減少成本，保持合理的價格；珍惜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善待社會。最外層或者說第三層次是經濟社會的發展出現了一系列越來越多的尚難明確劃分的責任，企業應當越來越多地主動參與到改善社會環境的活動中來。
盡管社會對企業的期望越來越高，但是我們必須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不是可以無限擴展的，而是有限度的，或者說是有其合理底線的。彼得·德魯克在他的《管理———任務、責任、實踐》中專門寫了一章《社會責任的限度》。他認為對于一個企業家來說僅僅是做得好還是不夠的，還必須做好事。然而，為了做好事，一個企業首先必須做得好。他說，只要一個企業忽略了在經濟上取得成就的限制并承擔了它在經濟上無力支持的社會責任，企業很快就會陷入困境。如果因此而損失了企業取得成就的能力，那就是最不負責任的。企業最基本的社會責任就是把企業做好，這是企業履行其他社會責任的前提和載體。
企業的社會責任不能無限擴張，還意味著企業與政府的功能不能錯位，不能把本該屬于政府的責任推給企業。上世紀60年代，美國紐約市長曾經號召紐約的每一個大公司認領或承包一個黑人貧民區，這顯然是企業與政府功能的錯位。據此我們在強調企業的社會責任的時候，應當同時強調，企業畢竟是企業，絕不能把屬于政府功能范圍內的事情，全部推給企業。
從社會角度來看，對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還存在著另外一個誤解，即把企業的社會責任僅僅理解為捐贈。其實歐洲的企業就沒有美國的企業捐贈多，這并不是說歐洲的企業就不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而是歐洲和美國的稅收政策導致的。歐洲的企業已給國家繳納了相對更大比例的稅收，讓政府承擔更多的社會救濟、扶貧之類的事情。
一個歷史上是自然經濟的社會，通常會更多的用慈善標準衡量富人、衡量社會，但這畢竟不是市場經濟，不是我們所理解的市場經濟下企業的社會責任的全部內容。企業應當從事慈善事業，但這只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之一，且取決于企業的經營狀況，并以不影響企業的正常發展為前提，而且我們的政策應當有利于引導企業的捐贈。
努力把企業的社會責任轉化為企業進一步發展的機會
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使中國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然而隨之而來的是出現了一系列新的問題，例如貧富差距拉大，資源浪費，環境污染，有的企業員工工作生活環境較差，員工待遇不好，還存在著使用童工的問題，以致在國際貿易中也產生了一系列的摩擦。在這樣的背景下，社會期望我國的企業能夠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
通過與發達國家的企業的比較，我們應當辯證地、全面地看待我國企業的社會責任的狀況。此前曾經指出，發達國家在最初的發展中，也同樣存在著工作時間過長、勞動環境不好以及使用童工的問題。如果所有國家在最初的發展中都經歷了這樣的現象，我們甚至可以說這種現象是有某種必然性的。發達國家只是當他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才更多地擔負起了自己的社會責任，而中國企業在經歷了較短的發展過程以后，就碰到了必須擔負起企業的社會責任的問題。相對于發達國家，中國企業明顯處于不平等的地位。當然，我們這樣討論問題，并不是說中國企業就不應當承擔社會責任，相反，由于形勢的和道義的原因，中國企業必須承擔起自己的社會責任。
為了既能承擔企業的社會責任，又能促進企業發展，中國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時必須把握好以下兩點：
1、承擔社會責任并非消極的只是一種負擔，只要把握和利用得好，完全可以轉化為一種企業發展的機會。
一旦講到企業的社會責任，有的企業就僅僅把它理解為是一種負擔。其實只要把握得好，完全可以轉化為一種企業發展的機會。把問題轉化為機會是企業管理的精粹所在。彼得·德魯克指出，把社會問題轉化為企業發展的機會可能不在于新技術、新產品、新服務，而在于社會問題的解決，即社會創新。這種社會創新直接和間接使公司或企業得到利益和加強。他舉例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勞工的處境極不穩定，工人的困苦日益增加，而失業率很高。在很多情況下技術工人每小時的工資可能低達一角五分。福特公司正是這種情況下于1913年提出，保證付給每一個職工一天五美元的工資。在此之前，福特汽車公司職工的離職率很高，以致在1912年為了保持一萬個工人，必須雇用六萬個工人。在實行新的工資水平以后，離職率幾乎趨于零，由此而節省了巨大的人工成本。這是一種典型的把問題轉化為機會的做法。我曾經去過芙蓉王集團，他們就通過助學、善待員工（包括離、退休員工）、善待
環境等把企業的社會責任進一步轉化為企業發展的機會。我國經濟發達地區的一些民營企業，如恒安集團、飛越集團也對此作了一定的嘗試。我們相信，哪一家企業率先善待員工，哪一家企業就一定會有好的社會回報。實際上，在特有的背景下，企業可以找到更多地把問題轉化為機會的途徑：例如，現在人們對食品安全不放心，率先而行的企業完全可以把讓人們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作為企業發展的理念；又如，由于資源吃緊的逼迫，企業可以抓住這樣的契機，率先提升經濟結構，改變生產方式。
以上講的是直接的市場機會。除了直接的市場機會之外，一個長期奉公守法、善待社會、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還可以提升自己的形象，增加無形資產。這則有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
把問題轉化為機會，是企業家的職能所在，相信企業家一定會在必須承擔社會責任的這一新的約束條件下，在把問題轉化為機會上大顯身手。
2、必須牢牢把握搞好自己的企業是企業最基本的社會責任的底線。
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時，要防止走向另外一個極端：過分地追求社會聲譽，甚至好大喜功，承擔了與自己的企業產業發展方向不協調，承載能力不協調的、過多的社會責任。有必要再重復一下彼得·德魯克的名言：企業首先是做得好，然后是做好事。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18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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