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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的價值，無所不在，它催生真的創新。貨真價實的創新，自在而穩健的保守，非常罕見、非常難。
《新周刊》:今天，我們該如何定義保守？
陳丹青:在我們這里，定義“保守”，很麻煩。我們會說懷念計劃經濟的人群是保守派，可是大家知道，為那個年代曲意辯護的新左派，截取的是西方偏于激進的新說，而在本土被目為激進的“自由主義”，則屬西方的傳統右翼價值觀……文藝圈，沿襲70年代創作教條也會被譏為保守，可是今天那些認同古典傳統，譬如試圖從宋元明清汲取資源的國畫家不但不“保守”，而且很可能反映一種新機。
中國大致有兩種“保守觀”，一是指“五四”運動對整個中國文化大統的指控，并被組入新政權的意識形態；一是改革開放后，誰要是認同此前30年，通常也會被目為“保守”——真是此“保守”非彼“保守”，百年是非，許多人錯了又對了，對了又錯，總之，在中國，“保守”是個被說壞掉的詞。“文革”時期說你保守，輕則批判，重則交付政治裁決，多少干部學者被打倒、整死，罪名之一就是保守派。80年代以來，“保守”一詞仍不光彩，在政治領域意謂抵制改革開放，在文藝領域，新一輪文化激進主義持續升溫，唯“新”是從，你曾聽哪位藝術家坦然自稱“保守”嗎？
《新周刊》:你自己是否一個保守的人？
陳丹青:論繪畫實踐，我是個“保守”的人。“文革”結束后，文藝創作大趨勢都是擺脫過去，迎向現代，可我回頭追尋19世紀現實主義，直到今天，我仍然迷戀廣義的傳統藝術和古典美學。如今有評論認為“西藏組畫”是當時的“當代藝術”，很另類，甚至“前衛”。假如“前衛”、“另類”是指在那個年代試圖擺脫教條，是的，我做了那樣的事，但絕無“創新”之念。“文革”教條就是以“創新”一說給逼出來的，所以我厭惡，并從不相信“創新”這個詞。
在中國，“創新”也是個被說壞掉的詞，一如“革命”與“反動”、“先進”與“落后”、“左派”與“右派”……都是被糟蹋的詞語。曾經絕對意味著政治后果。改革開放以來，這些詞語的威脅感逐漸消褪，但有時仍被掛在嘴上，變成欺世之輩或迂腐之人的大話、空話、廢話，或轉成實用的謊言——早先，革命文藝家們對“創新”多少有點天真憨傻之意，今日文藝界學術圈，則“創新”一詞是個心照不宣的圈套，成為利益壟斷的交換籌碼之一。當我在學院表格看見“有何創新成果”一欄，我立即明白：又一個詞被糟蹋，同時被利用了。
所以你看，我寫稿子不用這類詞語。即便用，我會加上引號或“所謂”二字，留出懷疑諷刺的余地。
《新周刊》:你如何看待保守與創新之間的關系？
陳丹青:“保守與創新之間的關系”？你要是參加過50年代直到“文革”的各種會議，聽過領導或藝術家的發言，你會非常熟悉這句話。可我看不出中國文藝曾經清醒地面對——更別說解決——所謂“保守與創新的關系”。
有些藝術家只認傳統作品，拒絕新藝術；有些則一味崇尚新玩意兒，對20世紀之前的藝術毫無感覺，不幸這類偏見與偏執，太多了，絕不僅止藝術。這種對立的意識，割裂歷史，其實保守也好、創新也罷，都來自一種整體感、歷史感。昨天與今天是什么關系呢……如前所述，當“保守”與“新創”等等詞語被政治化、絕對化、功利化，后果是什么？就是我們喪失了歷史感。
《新周刊》:你反對什么類型的創新？你贊賞什么類型的保守？
陳丹青:反對什么、贊成什么，這也是我輩聽得太熟的句式，屬于官話。事實是，貨真價實的創新，自在而穩健的保守，非常罕見、非常難。
《新周刊》:各國都有保守主義、保守分子、保守勢力，如何看待保守派帶來的價值？
陳丹青:在現代國家，保守派與革新派是一組真實的張力，有效換取平衡，至少，民眾在具體而微的事物——預算、稅賦、福利、墮胎等等新老問題上——有所選擇。最近我回紐約探親，趕上大選，希拉里和奧巴馬不都是同黨么？那份死纏爛打呀！可是民眾那么當真，分成兩半，人山人海，所到之處，搖旗吶喊，鬧半天，還沒跟共和黨候選人，那個70多歲的老家伙——也就是所謂保守勢力——交手呢！
保守的價值無所不在，它催生真的創新。還是說紐約。在我回去的一周，紐約最重要的現代畫廊老板瑪莉?布恩剛剛以她在中城與下城的畫廊，分別為兩位中國人——艾未未、劉小東——開辦個展；在上城，位于89街的古根漢現代美術館隆重舉辦蔡國強巨型回顧展。邀請三位中國人占據他們最顯要的畫廊和美術館，本身就是大膽創新啊，而位于82街的大都會美術館正舉辦中國14世紀書法專題展、法國17世紀宗師蒲桑和19世紀大師庫爾貝特展……以上節目只是本年度紐約展事的一小部分，不必分辨哪邊有所“創新”，哪邊趨于“保守”，這一切構成活的歷史。
《新周刊》:對《退步集》而言，如何理解它與保守之間的聯系？退無可退，就是進步，保守是否亦代表著一種進步的價值觀？
陳丹青:《退步集》書名常被誤解和引申。我畫得少，退步了，出了本書，也談不上進步，僅此而已。“保守是否也代表著一種進步的價值觀？”要知道，“進步”一詞也給我們說壞掉了。一個挺好的詞被說壞了，多可惜，多尷尬呀。我們當然渴望進步，但進步不是過河拆橋，一如“新”并不就是“好”，“舊”并不就是“壞”。當一個或一對詞語被賦予太過分明的價值判斷，話就被說死，失去余地、沒有退路了。
《新周刊》:圍繞保守，我們還有哪些事情可做、要做、亟需做？
陳丹青:整體而言，我們有何可做？這一百多年中國人做得太多了，如今還剩下多少值得我們保護而堅守的信念或事物么？
一些零零碎碎的舊風俗、老習慣、好教養，倒是正在這里那里被些許個人勉力恢復著、維護著，哪怕是茶道、蒔花、禮貌的語言、有教養的沉默、耐心傾聽、委婉拒絕……我可能離題了。我們是否應該先開個單子，看看曾被視為“保守”的事物是些什么。
《新周刊》:你是否期待文化保守主義的盛行之風出現？
陳丹青:文化激進主義列車百年來不斷提速，目前一時煞不住。假若我們終于意識到“保守主義”的真意，可能遲了。譬如城市建設，那么多珍貴的城鎮街區，拆都拆了，還能怎樣？再譬如種種倫理道德，你講孔子，開國學班，收取高額學費招攬企業主管高等白領來聽講，你真的相信他們聽過之后，做起生意就開始講點仁義道德嗎？
所謂保守，反過來說，即盡可能阻止太多太快的毀壞。不止中國，世紀以來世界范圍的種種敗筆、災禍、大不安，都因為太激進，太聰明、走得太遠了。先進國家近年大致都選擇了保守派領袖，但愿為時不晚。
《新周刊》:談魯迅，他的保守做派何為？
陳丹青:魯迅是點燃文化激進主義的那一代人。在他之前、之后，陳獨秀、胡適、瞿秋白、王明……比他更激進。不論主張，老牌保皇派辜鴻銘的姿態言行也比魯迅更激進。這代人的種種激進尚有苦衷、有必要，也有資格，他們確曾活在歷史關頭。他們沒看到文化激進主義在1949年后的偉大景觀——廢墟的景觀——換在今天，我相信，魯迅會反省自己的言行。他那時就不斷反省，譬如對進化論失望，對左翼齒冷，對任何新主義的尖銳的懷疑，等等等等。
“他的保守做派何為”，我不很懂這句話。我只知道魯迅贊成中小學生用鋼筆而不用毛筆，但他畢生使用毛筆、豎著行文、用舊式信箋，從書寫的意態看，字字恭謹而享受。他和鄭振鐸苦心孤詣搜集出版“北平箋譜”，不厭其煩；他不喝咖啡，但建議少讀中國書；他不穿西裝，但喜歡好萊塢電影，有一回看了《復仇艷遇》，晚上寫信告訴兩位年輕朋友，一說是“以為甚佳，不可不看也”，一說是“覺得很好，快去看一看吧”。他攻擊禮教，諷刺二十四孝圖，但至死奉養老母，以舊式規矩給母親寫信，每信開頭畢恭畢敬：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
我于是看見五十多歲的魯迅穿著長衫跪在媽媽跟前，低于膝，變回他與閏土玩耍時那么幼小——中國古文造作得多么好啊：“母親”而且“大人”，還不夠，還要“膝下”，如此恭敬到優美的文字不值得守護么——再看落款：
專此布復，恭叩
金安
男 樹(取原名“周樹人”)叩 廣平及海嬰隨叩
我并不是說，這便證明魯迅“保守”。以我私心揣度，他其實這樣地寫著，可能有點為了好玩。
《新周刊》:再說木心，他在人文上的保守有何表現？
陳丹青:說來話長，僅舉一例：二十多年來，木心先生遲遲不在大陸印行他的著作，理由之一，是不習慣簡體字。然而國家不愿守護繁體字，明文規定不準許，有什么辦法呢。
《新周刊》:中國的當代藝術，需要保守嗎？
陳丹青:心靜下來就好——靜得下來嗎？目所能及，我們看不到幾例貨真價實的“創新”，也不見穩健而自信的“保守”，多是亢奮躁急。說到文藝創作，我在域外目擊的保守之狀，大致生機勃勃，嶄新的創發則悄然潛沉，不聲張，忽然就亮了出來——人家從來不提什么創新不創新。
藝術事小，我們國家大局尚且塵埃未定，弄藝術的能夠虛靜自守，便是大善了。(采訪/胡赳赳 圖/姜曉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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