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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近代歷史上，銀行是最好的行業，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實業家做到最后，往往都想成為銀行家——胡雪巖如此，喬致庸也是如此。

　　魯冠球發現做實業辛辛苦苦賺的幾個點的利潤，很大一部分都通過貸款利息的形式交給銀行了，于是他成立萬向財務，自己向旗下子公司貸款，肥水留在自家田。史玉柱在重新崛起后，將投資限定在銀行、保險業，成為華夏銀行的第6大股東、民生銀行的第7大股東。他的邏輯是:一般的企業隨著規模增大，資產收益率會逐步遞減，而銀行相反，由于自有資本比例很低，左手吸納儲蓄右手發放貸款，拿別人的錢賺錢，因而隨著規模增大不僅不會降低自身資產的收益率，反而會提升其收益率。

　　但是很難想象，2000年時中國銀行業整體的利潤是負值——一個20多年年均GDP增速超過9%的大國，它的銀行居然不賺錢？

　　“直到2002年銀行業的利潤才達到600億元。”中國銀行業協會專職副會長楊再平對本刊記者說。依據銀行業協會提供的數字，2006年全國銀行總體利潤達到3321.5億元，2007年9月上升到了4250.3億元，去年的全部數字還沒出來，但肯定超過了5000億元。依據上市公司年報，2007年中國工商銀行一家的凈利潤就達到了812.6億元。“這是脫胎換骨的變化。”楊再平說。

　　回顧世紀之交，國際經濟學界對于中國銀行業的改革陷入集體性焦慮。2002年中國官方公布的4家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余額為1.8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為26.62%，這還是在劃撥了1.4萬億元不良資產進入4家資產管理公司后的狀況。國外媒體對中國銀行業壞賬率的最高估計達到了50%。

　　1999年，經濟危機的預言家——克魯格曼教授在《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中寫道:“中國是否會走上鄰居那樣的道路？可能，但由于其貨幣能力的不可兌換性和沒有巨額外債，危機的形式可能有所不同……一種可能形式是出現大規模銀行倒閉，原因在于政府沒有及時注入大規模的現金去防止銀行倒閉;而政府不加快印刷鈔票的原因是害怕人們用這些錢去兌換美元，導致外匯控制失靈。”在此兩年前，英國《經濟學家》的一篇文章認為，中國4家國有商業銀行“技術上已經死了3次”。

　　有意思的是，國際權威的信用評級機構穆迪公司，在“2002年中國銀行業展望報告”中曾預言，“2007～2008左右，是中國銀行業整體不良資產開始全面暴露并趨于峰值的敏感年份”。

　　從今天的實際情況看，中國銀行業以溫和漸進的改革方式化解了這場“金融災難”。依據中國銀行業協會的數字:截止2007年末，4家股改國有商業銀行(工、中、建、交)不良貸款率從2002年末的16.84%下降為2.81%，資本充足率從2003年末的2.11%增長為2007年末的13.17%;撥備覆蓋率從2004年的25.28%上升為109.31%;平均資本利潤率(ROE)達到了15.57%，資產利潤率(ROA)達到1.11%。

　　更大的范圍看，截止2007年12月末，主要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從23.6%下降到6.72%，中小銀行不良貸款比例為2.45%，其中20家銀行不良貸款率低于1%，已達到國際先進銀行水平。“2003年資本充足達標的銀行只有8家”，楊再平說，2007年末這一數字上升到了161家。

　　2003年中國銀監會向4家股改國有商業銀行提出了7項改革目標，包括總資產凈回報率、股本凈回報率、成本收入比等項目，并提出了完成的時間表。“這是根據《銀行家》雜志前100家銀行的平均水平而設計，2006年這些目標已經全部完成。”楊再平說，“這意味著，我們的幾家主要的股份制銀行，已經達到了世界領先銀行的平均水平。”

　　在2007年英國《銀行家》雜志1000家大銀行的排行榜上，按照國際銀行一級資本排序，工商銀行排在了第7位，中國銀行排在第9位，建設銀行排在第14位，而在一年前它們的排名分別為16、17和11。包括多家城市商業銀行在內，總共有20家內地銀行進入這個大名單。

　　2007年11月，美國聯邦儲蓄委員會批準招商銀行在紐約開設分行，這是自1949年以來中資銀行首次獲準在美國開設分行。美聯儲在批準令上明確提到，招行的獲批得益于中國金融環境的改善與監管框架的確立。“這是具有分水嶺意義的市場準入。”楊再平評價道，“這意味著中國銀行業在進軍全球最大金融市場的征途上實現了一次重要轉折。”2007年，國家開發銀行入股巴克萊銀行，工商銀行收購澳門誠興銀行、入股南非標準銀行，民生銀行收購美國聯合銀行控股股權。中國銀行業開始了國際化的擴張。

　　“改革初見成效，步入高速而穩健的成長期。”楊再平給予銀行業異常慎重的評價。

　　被保護的航母

　　中國銀行業近年來的跨越式增長主要得益于中國宏觀經濟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政府對利率的保護政策維持了銀行的高收入與高利潤。

　　“宏觀經濟和銀行相關性非常高，宏觀處于景氣的上行周期，銀行也處于上行周期。”范艷瑾對本刊記者說。范艷瑾是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總經理，有近10年銀行業研究經驗，曾兩次被《新財富》雜志評為銀行業最佳分析師。

　　范艷瑾分析，加入WTO之后中國作為大的制造業基地，吸引外資從事制造業投資，出口增長非常強勁，帶動GDP增長，帶來收入提升，消費拉動，這些因素對銀行發展都非常正面。從市場層面看，出口增長賺取了大量外貿順差，外匯儲備的余額增速非常快，反映在貨幣上就是獲得了大量的外匯占款。在貨幣供應非常充沛、寬松的情況下，企業的現金流充裕，回款速度快，所以銀行對企業的貸款質量也非常高。

　　2003年底中國開始進入加息周期，加息同樣對對銀行業構成有利影響。“一方面前面幾次貸款利率比存款利率加得多，后來存貸款利率同時加，但是活期存款利率是沒有加的。由于銀行50%的資金來源都是活期存款，所以銀行的息差是在擴大的。”范艷瑾說。

　　同時2007年起的銀行排隊現象降低了銀行的資金成本，大量定期儲蓄流向了股市，銀行資金越來越多地來源于利息不到1%的活期存款。

　　盡管中國銀行業連續獲得了3年高速發展，但分析師們對今年增速表示出了更多的擔憂。“宏觀現在面臨不確定性。從過去幾年推動GDP的力量來看，今年都有放緩的趨勢。出口放緩，與出口相關的投資就會減少，如果收入和對收入的預期緩慢，消費就放緩，再加上通貨膨脹也會打擊購買力，所以今年宏觀經濟的壓力會比較大。”范艷瑾說，“在宏觀經濟周期向下走的時候，銀行的資產質量將面臨較大考驗。”

　　在經濟增長平穩放緩的宏觀假設背景下，加上2008年也有兩稅合一的利好因素，范艷瑾仍舊給予銀行業平均稅后45%左右，稅前30%的利潤增長預期。

　　“但是在銀行業獲得高增長的背后，我們必須看到利率的非市場化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銀行業的息差是被政府保護的。”范艷瑾說。

　　從目前利率政策看，被保護的息差在2%以上，是國際最高水平，目前國內銀行的收入結構中，80%來自于息差。因此很多銀行分析師將銀行業稱為“半壟斷的成長性行業”。

　　從積極的角度看，這一方面使銀行業的利潤預期非常穩定，“只要風險控制住，資產擴展就有利潤”，但問題是利率保護不可能永遠存續下去。從國際趨勢看，利率是貨幣的價格，而價格是放開的。銀行業目前的穩定與繁榮在很大程度是被保護起來的，盡管三五年內銀行利差還不可能完全市場化，但利率市場化的趨勢不可阻擋，國內銀行的傳統利差收入會被嚴重擠壓。

　　“我希望看到的情況是，銀行能夠意識到這個危機，在利差保護的情況下發展新業務，達到一定的規模，利率再逐步放開。這樣對銀行的影響是比較溫和的。”范艷瑾說。

　　高端利潤的爭奪

　　盡管2007年多家中國銀行的中間業務收入有了翻倍的增長，但仍舊淹沒在了息差收益繼續擴大的洪流中。美國銀行的非利息收入基本與利息收入持平，而中國非利息收入仍舊低于20%。

　　“目前國內一流企業的境外IPO承銷業務都被外資投行壟斷，如果我們繼續無所作為的話，接下來國內二流企業也將被它們一網打盡。”中國工商銀行投資銀行部總經理李勇對本刊記者說。在目前的監管提體系下，商業銀行并不具備此項投行牌照。

　　在李勇看來，如果不及時進行戰略轉型，中國銀行業也會面臨“喬家大院”式的困境。

　　“山西票號為什么滅亡？有的觀點認為是沒有采用現代銀行制度，沒有擔保抵押做貸款而是采用了純粹的信用方式，沒有按照現代銀行制度進行管理經營，我認為不全面。晉商主要的生意路線是內蒙古、外蒙古及中亞，票號跟著商隊過去，但是在上世紀初時這條運輸線已經沒落了。沿海大門被打開，海運成為我們國際貿易的主體，陸上貿易不再重要，金融賴以生存的主體就不存在了。這是必然的沒落，不在于有沒有抵押。”李勇說，“山西票號是伴隨一種生產方式的消亡而消失的，中國銀行業也面臨這個問題。傳統的利差空間必然會被壓縮，大量一流企業越來越多地通過發債、股票等方式進行直接融資，不在或更少使用貸款。直接融資將更多地取代貸款，銀行服務也要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

　　從國外銀行的情況看，直接融資對銀行的沖擊首先體現在大型優質客戶信貸業務方面，如匯豐集團從大客戶那里獲取的利息收入僅占全部大客戶收入的38%，花旗集團從大客戶那里獲取的利息收入也遠小于非利息收入，德意志銀行的利息收入占比在1998年之后也是逐年下降的。與西方國家轉型階段的情況相似，2006年A股融資2422億元，2007年達到6532億元，增長非常顯著。企業債在2007年也有較大發展，全年發行企業債券92只，總金額超過1720億元，同比增長近70%。銀行間市場以短期融資券為代表的直接融資業務正在興起，2006年、2007年分別發行短期融資券2943億元和3349億元。

　　隨著我國直接融資的發展，大型優質企業對銀行貸款的需求將逐步降低，用貸款價格競爭大型優質客戶的效果將大打折扣。

　　從另一個角度看，中間業務中尤其是投資銀行業務處于價值鏈的最頂端。去年底美洲銀行表示，2005年入股建設銀行的30億美元的賬面價值已增加到160億美元。在中國金融資產上的收益，成為美洲銀行在次貸危機中的救命稻草。“我們幾十萬人、每個銀行幾萬億元的資金投入，承擔著市場風險，每年也不過幾百億元的利潤。”李勇說。

　　按照現行分業監管的制度，商業銀行的投行業務不能開展交易所市場的證券承銷、經紀和交易業務，能夠開展的主要業務包括銀行間市場承銷經紀與交易，以及重組并購、財務顧問、結構化融資與銀團、資產證券化、資產管理、衍生品交易等。此外，隨著金融創新和綜合化經營改革的推進，股權直接投資等新興業務也有望成為國內商業銀行可涉獵的投資銀行業務。

　　盡管在現行監管體系下，銀行的投行業務空間有限，但是增長依舊非常快。

　　2002年中國工商銀行成立投資銀行部，其契機在于2001年6月份中央銀行發布的《中間業務暫行辦法》，政策上為商業銀行開展綜合經營開了個口子。當年工行境內分行實現投行收入1.9億元，2003、2004、2005年分別實現4.82億元、10.34億元、18.02億元，增長率分別達到153%、114%、74%，在中間業務收入中的占比分別為6.1%、9%、13%，成為中間業務收入的重要增長點。2006年，工商銀行境內機構實現投行業務收入27.6億元，同比增長53%，在中間業務收入中的占比達14%，已發展成為與代理、結算和銀行卡業務并列的4大中間業務收入來源。2007年，投資銀行收入再增長50%，突破40億元。李勇估計，2008年工行的投行業務收入依舊有超過50%的增長率。

　　上世紀90年代初，銀行的信托投資公司堆積了大量不良資產以及矗立在海邊的爛尾樓。中國由此逐漸形成了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模式，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曾將此形容為“先切土豆片再切土豆絲”，從隔離風險的角度限制商業銀行的投資銀行業務。而在英國《銀行家》雜志排行榜上的前25家銀行，除中國的銀行外均為全能銀行。

　　關于國內銀行分業與混業的討論已經是第二輪了。“十幾年前的銀行處于從計劃經濟的支付機構向市場經濟下商業主體的轉換時期，依舊是行政的附屬品，我們的經營理念、管理體制、人員素質都不適合。在這種背景下混業肯定會亂，分開是有必要的。但是當行業逐步規范，業務之間關聯度不斷增強，合起來就變得很有必要。”李勇說。

　　1999年美國頒布《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整個西方國家金融制度中，分業監管與分業經營的體系被廢止。“國際上，混業經營是銀行發展的趨勢，但是中國肯定會考慮特有的情況。”范艷瑾說，“這既牽涉到整個監管布局，也要考慮到銀行進入保險、證券行業對現有公司的影響，這是一個需要平衡的關系。”

　　由“術”至“道”:實用主義態度

　　如果將追逐食物鏈頂端的投行業務，作為擴大銀行與國家資本能力的“術”的改革，那么銀行本身的產權與治理改革則具有“道”的價值。

　　簡單回顧中國銀行業20年來的改革，不難發現其中的實用主義態度。這是一個漸進而溫和的過程。

　　改革的前10年的重點在于金融組織重新建立。1979年2月恢復了中國農業銀行的建制，1979年3月決定將中國銀行從中國人民銀行分設出來，1979年8月決定將長期隸屬于財政部的中國人民建設銀行改為國務院直屬機構，1984年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同時成立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交通銀行相繼恢復。1979年還決定恢復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的國內保險業務，還批準成立了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

　　上世紀90年代末期，改革的手術刀深入到了產權層面，目的在于把銀行從計劃經濟時期的政府收支機構改造為參與市場化競爭的商業主體。1999年華融資產管理公司、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和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分別收購、管理、處置從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剝離的不良資產，隨后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進行股份制改造，以國有控股銀行的股權結構進入資本市場。

　　“我迄今為止還沒有看到全球任何一個大規模的經濟體，能夠在短短不到7年的時間，挽救了這個國家基本上已經破產和無可救藥的金融體系。”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向本刊記者評價說，“從來沒有發生過，而中國已經發生，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它已經發生了。”

　　從某種意義上看，實用主義的方法論起了重要作用。這種漸進而實用的改革思路的出發點在于穩定龐大的金融體系，而進入21世紀以來飛速增長的中國經濟為其成功提供了可能，否則僅四大國有銀行3.2萬億元之巨的不良貸款都無從沖銷。

　　“中國銀行業有更深層次的產權和治理結構的問題。”楊再平說，有了董事會的架構，但是股東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股東，董事長也不是真正意義的董事長，政權與產權沒有完全分開，地方商業銀行行長還需要政府任命，或多或少代表國家權力。

　　曾經在銀監會負責政策法規工作的楊再平認為，國有控股銀行是不可能真正成為市場主體的，“無論怎么摘也摘不干凈”。更現實主義的方法在于進行體制內優化，體制外培育。

　　楊再平以開平方的比喻來描述這種體制改革的思路:“尋求徹底的體制內的產權改革，就如同將18開平方，永遠得到的是無理數，不可能得到干凈的有理數，但是我們可以將其分解為開2的平方乘以開9的平方，從而得到一部分的有理數。開2的平方代表無法進行徹底產權改革的國有銀行，我們的努力方向是限制它的數量，并努力使其商業化，不斷追求小數點后的精確性;而在原有體系內我們還可以不斷拆分出可以開平方的有理數，這就是產權清晰、有科學治理結構、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商業銀行。”

　　按照楊再平的判斷，以目前狀況屬于可“徹底開平方”的范疇的銀行非常少，即使有優良治理結構的招商銀行都不在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