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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2008我們時代的青年領袖
本刊記者 何三畏
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周年，這意味著當代青年正是在改革開放的年代出生或者在這期間進入社會的。他們是“改革開放的一代”。
這個時代經常令人想起狄更斯在《雙城記》里寫下的話：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糟的時代；這是理性的時代，這是疑惑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代，這是迷茫的時代；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我們面前擁有一切，我們面前一無所有；我們將由此升入天堂，我們將由此墜入地獄。
這是歷史的道路，也是青年的命運。
如果我們尊崇習慣和國際慣例，把青年大致定義在45歲以下的年齡段，而不僅是“五·四”放假的對象，則意味著青年在數量上占據了半壁江山。這其實是生理意義上的兩代人。當目前已經在年齡上“頂格”的青年們在1980年代中期接受啟蒙洗禮的時候，八零后還在襁褓之中;當他們開始漸次進入社會主流的時候，另一些“弟妹級”的青年，還在從中學到大學的路上奔走。
在這風云激蕩的三十年，從社會思潮到價值觀念，從經濟狀況到生活方式，無不日新月異，瞬息萬變。包括國家意識形態和現實政治，實際上也有很大的變化。在這個巨變的時代，人們每每驚嘆于每十年就從青年之間切出一道“代溝”來，人們可以在多重意義上分辨出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和九零后的成色。
今天的大哥級的青年們，少年時代曾經陷落在文革之中。比他們稍長的青春即屬于文革，無論是否“無悔”，那都是另外一種激蕩。而在今天被我們稱為青年的大哥們，在這一點上“沒有資格”表態。他們剛剛讀完語錄本、萬歲書，就栽進分數為王的高考大軍。他們的青春期趕上了1980年代中期，那是一個思想輿論相對繁榮的時期，一個好學的青年，無論在大學還是在社會，都可以接觸到剛剛復蘇的人文意識，這就是后來被人們懷念的“啟蒙時期”。
那個年代的青春同樣憂國憂民，但和今天所憂的內容和方式恰成鮮明的對照。那時，國家領導人和人民一起憂慮落后的祖國的“球籍問題”，全國以開放的心態學習發達國家。而在今天的青年弟妹們身上，落后的憂慮正在變成“我們發達了西方為什么要心懷叵測”的質疑和憤懣。
七零后開始接受學校教育的時候，雖然課本的意識形態依然陳舊，但整個社會正在變得開放。當他們在1990年代進入大學的時候，學校的氛圍可能跟1980年代已經不太一樣。但是，這一代人在走出大學以后，跟他們的弟妹們，即八零后九零后一起，發現了另一個世界——互聯網。然后，互聯網作為一種信息交流工具，開始像罌粟花一樣在青年的世界蔓延。互聯網侵蝕了意識形態國家化。許多被上一輩諱莫如深的東西，他們無師自通地獲取了，當然，也可能是無可奈何地迷失了。
在這一代青年的三十年成長期，經濟發展都是最硬的，有時是可以壓倒一切的硬道理。結果，經濟真的在中國特色的基礎上獲得迅速發展。當溫家寶總理在今年兩會期間宣布我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四的時候，實際上等于是呼應了兩個月后的互聯網上的小企鵝迅速換成小紅心。如果說上世紀末的“中國可以說不”，作者們更多的是熱血的揮灑，那么，今天這一代青年更有了在國際上“說不”的信心。當前，這些青年是傳遞奧運紅心和聲討“敵對勢力”以及“賣國賊”的主力軍。
這是改革的時代，我們可以列舉出理論或實踐的改革和探索者，但是，至少在實踐的青年改革家里，我們沒有看到遠飛高舉。而遵照嚴格的組織規定，四十出頭的省部級官員只能是鳳毛麟角。在文學藝術方面，我們不知道有誰深刻地表現了這個時代。當然，至少在經濟界，掌握著巨額財富和管理著龐大公司的三十歲左右的青年才俊并不鮮見，其中特別突出的一點，青年是中國互聯網技術和產業的主導者。
但這并不意味著這是一個平庸的時代。偉大的時代并非沒有局限。也許，這個時代的所有的指標，都在適應改革中的某一塊短板。青年能走多遠，并不是青年自己能決定的事。可是，無論如何，在社會代際之間的接力關系中，總有一些人會最先接過上一代接力棒，更早地“建功”或“立言”，成為各方面的排頭兵。我們稱他們為“青年領袖”。
我們已經從改革開放的角度去紀念最近三十年的歷史，同樣，我們也可以記錄在三十年改革開放歷史中的青年的歷程。而青年總是承載著時代的光榮和夢想、痛苦和希望。青年的腳步總是給這個時代刻下重要的印跡。
因此，我們有理由年復一年為這些佼佼者們制作榜單……
姚洋 追求平等的經濟學家
很多人覺得我也是個新左派，但是遇到真正的新左派，我覺得我還是太右了
姚洋，1964年生于西安。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經濟學季刊》主編。1986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地理系，1989年獲北京大學管理科學碩士學位，1996年獲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研究領域為農村發展、農村勞動力市場和制度變遷 圖/姜曉明
本刊記者 劉欣然 發自北京
“我覺得我還是太右了”
留美的經濟學博士姚洋認為自己的思想是“中間偏左”，這一點讓很多人感到驚訝。
追尋姚洋的思想來源，也許有四個關鍵詞：經濟學家林毅夫先生、拿到博士學位的威斯康星大學、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以及返國后的中國農業問題的本土研究，尤其是后者，更讓姚洋認識到中國問題的復雜性。
1986年北大地理系本科畢業，隨后轉行攻讀管理學碩士，1987年林毅夫剛剛回國，“想找一些學生幫他做事情”，“就這樣完全轉學經濟了”，然后1991年去了美國攻讀農業經濟學博士。
威斯康星大學有著鮮明的左派傳統，在1960年代是美國學生運動的中心之一——東有哈佛，西有伯克利，中間就是威斯康星。這種傳統在約翰·康芒斯(美國經濟學家，制度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作為學者的他居然直接參與工人運動，給工人領袖們當顧問，出謀劃策。
“記得我的導師給我們上第一堂課，講馬克思主義。我特別吃驚，我們在國內都開始轉學西方經濟學了，怎么還跑到這里來學這個？”
“尤其是在我那個農經系，強調平等，強調市場的不完美，市場里也有負面東西。我導師的那門課《微觀經濟學》，講了很多信息不對稱、市場缺陷、市場失靈等等。”
威斯康星的教育給了姚洋潛移默化的影響。回國后做農村研究，姚洋發現，“很多東西跟課本對不上”。這促使姚洋開始思考中國問題的復雜性，比如土地。
前幾年，有關土地該不該私有化、土地該不該自由流轉，是農業研究領域的重要課題。姚洋謹慎地認為：“西方經濟學當然認為私有制是好的，可中國的土地問題很復雜，我不贊成土地完全私有化。”
“土地是窮人獲得最基本生存的基礎。有些人說在中國土地兼并不可能存在，這些人說話有點不顧事實。費孝通先生寫的1920、30年代中國狀況，以及當代小說《白鹿原》，都說明農民在生活最困難時會賣出土地，然后基本上就不可能再贖回來。”
“我們國家農民之所以能迅速脫貧，跟土地承包制很有關系。給農民一些口糧田是必要的，讓他們能活下來，對中國的穩定很重要。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東南沿海很多工廠倒閉，幾百萬打工農民悄沒聲息地就回家了。而印尼就很多人上街游行，爆發了騷亂。所以除非給農村建立起完善的保障制度——但這個不是簡單容易的事——否則土地還是農民活命的工具。”
姚洋思想的明確轉變，是給《讀書》寫了一篇關于阿瑪蒂亞·森的文章。1998年，這位印度裔經濟學家獲得了諾貝爾獎，當時國內對他的了解并不多，姚洋花了一個月時間查找資料文獻，不僅加深了對森的理解，也逐漸明晰了自己的思想。
十年沉潛，2005年，姚洋寫了長文《當代中國問題的復雜性》，全面闡述了自己的思想。他稱自己的理論是“平等的自由主義”——仍然是自由主義者，但強調國家應該為個人能力的全面發揮創造環境，“給每個人向上爬的動力”。
自由主義有三個基本理念：個人主義、平等、普世原則，但姚洋認為，自由主義內部也有矛盾，“個人主義就是個人自由，一般說，不受別人強迫就是自由。但是我們要問一下，這種道德觀符合不符合我們的直覺？一個非洲奄奄一息的饑民真和比爾·蓋茨一樣自由嗎？自由肯定包含一些‘你能做什么’這樣隱含的問題。”
“我們必須承認，自由的社會必須要有最起碼的平等。如果沒有平等，就談不上自由。自由至上主義者，或者說右派們，片面強調了哈耶克意義上的自由，忽略了平等問題。最后我們必須要問：誰最自由？秦暉總說，我們只要起點平等、有一個干凈的起點就行了。問題是哪有一個干凈的起點？更不用說什么是干凈的起點了。”
“我們要關注老百姓實現個人自由的能力，教育、健康、基本的醫療等等。說白了，我們要建設一個能讓老百姓自我造就的社會，讓每個人能夠自由發揮自己的能力。社會應該創造這種環境。”
“我是中左，跟左派的觀點還是不一樣。左派可能會說，國家還是要保持一定的所有制，國家在經濟生活中還要很大的決策。我的想法是，國家只要創造這種環境，讓每個人能夠去打拼，有向上的動力就行了。我和左派和新左派還是有區別。很多人覺得我也是個新左派，但是遇到真正的新左派，我覺得我還是太右了。”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備案號：1101080202365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