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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不斷增長，中國的經濟外交也進入一個黃金時期。在近日由外交學院主辦的中國經濟外交研討會上，與會的專家學者一致認為，我國目前對于經濟外交的研究還不夠深入，這方面還大有余地。
什么是經濟外交？誠如專家所言，經濟外交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就是要追求經濟上的利益；在傳統的外交過程中要注入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并將這些分析方法注入到外交政策的制定當中；通過經濟手段來實現其他戰略目標，諸如政治、安全等目標。
經濟外交受國際環境制約
隨著中國同外部世界的聯系越來越緊密，開展經濟外交就不得不考慮所處的外部環境。除了政治、安全等因素外，經濟環境是促使我國開展經濟外交的主要因素。
中國社科院亞太研究所所長張宇燕認為，去年，IMF報告第一次認為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從匯率現價等角度都超過了美國，所以說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趨于上升，結果就是發達國家在處理國際經濟事務時對中國的倚重增加，在各種多邊經濟合作，比如說八國集團中，越來越重視中國，同中國的對話與合作成為世界各國的選擇。同時，中國在國際經濟組織中和區域經濟組織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在某些合作組織比如說東亞區域合作中，中國甚至成為主要的推動力量。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搭乘中國經濟的順風車，開展與中國的全面經濟合作，是世界各國的共識和選擇。這是我國經濟面臨的機遇。
辯證地看，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有機遇就有挑戰。張宇燕認為，在貿易摩擦上的突出表現是發達國家對中國的貿易保護手段不斷翻新。從傳統的兩反兩保上升到干涉中國國內經濟政策，從個別產品設限到行業規則和技術標準設限。發展中國家與中國的產業結構和發展階段很相似，中國出口產品對他們的沖擊也比較大，所以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貿易摩擦也占到很大比重，成為中國外交工作中更難以處理的一個方面。
統計數據顯示，世貿組織成立后到2007年上半年，針對中國的反傾銷調查超過500起，其中發展中國家占60%。在貿易摩擦之外的經貿糾紛還包括發達國家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對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一些阻撓，對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能源和資源合作也多有干擾。一些新興經濟體，尤其是印度，也視中國為強勁的競爭對手，在他們認為敏感、重要的領域對中國的投資有諸多限制，一些發展中國家把中國少數企業在與當地合作中出現的問題擴大化，帶來了一定誤解。
張宇燕說，我國經濟環境除面臨上述挑戰外，目前還面臨一個更緊迫的問題：由于去年下半年以來世界經濟出現一些問題，IMF預測今年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會從4.9%降到4.1%。從目前看，這次危機仍然是西方國家內的金融危機，所以美歐仍忙于內務，在貿易保護主義方面沒有采取新的舉措，相反在金融投資和主權財富基金上，他們的態度也有松動。如果危機持續下去，世界經濟的減速將同IMF預測的一樣，西方國家通過各種方式將經濟減速傳導到發展中國家，在貿易投資等領域的保護主義或者說摩擦可能還會上升。
經濟外交的N個博弈手段
套用美國在冷戰期間與前蘇聯競爭時對經濟外交所作的定義，經濟外交可以看作是最大限度的、不成比例的消耗博弈對手的實力。
對于中國應該在經濟外交過程中使用什么樣的方法，張宇燕認為，第一，中國的市場已經很大了，對美國來說，買什么不買什么，以什么價格買，什么時間買，都是其經濟外交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直至今日，中國已經可以利用自己的市場容量，通過調整市場開放度、市場結構等來做自己的事情了；第二，利用投資———對內投資與對外投資，利用中國的外匯儲備以及民間對外投資來開展經濟外交；第三，通過對外援助開展積極外交，這一點現在學術界討論的比較多；第四，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或者地區產品的提供，比如氣候問題、物種問題、艾滋病的研究問題等等，通過提供這種公共產品來為國家贏得信賴，改善形象，增加親和力。
第五個外交手段就是貨幣，中國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已經開始了，而且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形成了與美元的競爭，比如在蒙古和越南等。張宇燕認為：“在這一方面，中國同美國實際上已經短兵相接了，開始爭奪貨幣流通領域。將人民幣國際化，成為地區貨幣、世界貨幣是很重要的經濟外交手段”；第六，影響對手國的國內政策，比如當美國制定針對中國的或可能間接影響中國的國內政策時，我們如何利用他們國內的利益集團和他們之間的矛盾來實現國家的利益；第七，在國際組織制定涉及全球領域的一些規則和條款的時候，應積極參與進去。
《國際商報》記者 陳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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