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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就、經驗與前瞻
來源:中國經濟時報
經濟體制改革取得輝煌成就，經驗主要有：以現代化為紐帶，把改革開放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有機結合起來，開創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堅持了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把改革和開放結合起來，兩者相互促進；維持了改革、發展、穩定的良性循環。今后一段時期，經濟體制改革既要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更要強化政府在提升市場機制功能、彌補市場失靈方面的責任。
體制篇■張俊偉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的把工作重點轉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啟動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進程。近30年來，我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政治穩定，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全面總結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就和經驗，對于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開拓前進，全面推進現代化事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成就
近3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生巨大變化，發展成就舉世矚目。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就，概括起來大體有：
1.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改革前，我國是計劃經濟體制，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如何生產都由計劃決定，是指令性計劃在維系著國民經濟運轉。在所有制方面，追求的是“一大二公”。在分配領域，強調要實行按勞分配，推行的卻是平均主義“大鍋飯”，“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難以充分調動企業、個人乃至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商品交換關系被視作“資本主義尾巴”，嚴格限定在部分農副產品領域。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所有制格局。2006年底，在城鎮地區，國有和集體單位吸納就業7194萬人，其他所有制形式吸納就業21116萬人，后者是前者的2.9倍；在農村地區，鄉鎮企業吸納就業14680萬人，私營企業和個體經濟吸納就業4779萬人，后者約占前者的1／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初步建立，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除極少數產品外，絕大部分產品的價格都已放開，生產要素市場的構建也取得相當進展，如雙向選擇的企業用人制度已經建立、商業用地使用權轉讓實現了“招、拍、掛”、利率市場化取得重要進展、匯率彈性明顯增強等。按照“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我們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辛勤勞動和誠實經營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后富。隨后，土地、資本、專利等生產要素也被允許參與收入分配，形成了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收入分配的格局。近年來，在規范初次收入分配秩序的同時，政府還加大了收入再分配的力度，以縮小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
在改革以前，企業的生產行為歸根結底由政府決定，經濟調節沒有宏觀與微觀的截然區分。隨著企業逐步獲得獨立的生產經營者地位，計劃(規劃)體制也由原來側重于分錢分物、分生產指標，轉為制定預期性的、不具有強制約束力的發展規劃，通過實施市場準入政策、產業結構政策、財稅等政策引導微觀經濟行為，實現發展目標；投資體制也由定盤子、分項目轉為基于企業自主投資的備案制，側重經濟效益審查的審批向以環保、技術標準為主要內容的公益性審批轉型。利率市場化、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取得重大進展，信貸規模控制基本退出歷史舞臺。目前，我國已初步建立起了以間接調控為特色的宏觀調控體系。
2.經濟實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明顯改善
30年來，我國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產業結構變動活躍，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自1978年到200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扣除物價因素)增長了近14倍。我國已提前完成現代化“三步走”戰略部署的前兩步，正在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初步實現現代化而努力奮斗。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已經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中國奇跡”、“中國模式”成為國際政界、學術界和國際輿論關注的熱點問題。綜合判斷，我國已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受產業結構快速升級、城市化快速推進、制度躍遷等因素共同推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態勢仍將維持較長一段時間。預計到2020年，我國將基本實現工業化。屆時，人民富裕程度將會比目前明顯提高，生活質量明顯改善，國家綜合實力顯著增強。
經濟發展帶來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明顯改善。從1978年到2006年，全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從343元增加到11759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從134元增加到3587元，分別增長了33.3倍和25.8倍。全國居民消費支出，即便扣除物價因素，也上漲了6.5倍。反映居民家庭富裕程度的恩格爾系數，城市居民家庭從57.5%穩步下降到35.8%；農村居民家庭從67.7%下降到43%。食品支出占比的下降，使城鄉居民能夠將更多的收入用于改善居住、出行、健康和娛樂條件，以享受更高質量的生活，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居民家庭擁有的財富也在快速增長。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電話等，在城鎮地區已經全面普及，汽車、電腦正成為新的消費熱點。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從6.7平方米增長到26.1平方米(2005年數)，農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積從8.1平方米增長到30.7平方米(2006年數)，分別增長了2.9倍和2.8倍。從1978年到2007年，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從210.6億元增長到172534億元，增長了800多倍。股票市場更是從無到有，2007年12月，滬深股市流通市值達到93064億元，占同期居民人民幣存款總額的一半以上。
3.成為世界經濟體系的重要成員
經濟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密不可分。在改革不斷深入的同時，對外開放也在向深度和廣度推進。我國已形成了多層次、全方位開放的發展格局。從1978年到2007年，對外貿易額從109億美元增加到21738億美元，增長約200倍。對外貿易額在世界各國中的排名，也由第27位逐步攀升到第3位(2006年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使我們不僅可以利用國際貿易組織規則來協調、解決貿易爭端，還可以通過參與制訂世界貿易規則，更好地維護我國的經濟利益，推動建立公平、公正的世界經濟新秩序。
我國還積極迎接世界產業轉移帶來的發展機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累計吸收國外直接投資7745億美元，吸引外資規模連續名列發展中國家首位。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的結果，就是中國制造(和組裝)產品大量出口，為中國贏得了“世界工廠”的美譽。大量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充分發掘了我國廉價勞動力的比較優勢，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也為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進行產業結構升級拓展了空間。不僅如此，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企業也開始積極“走出去”，以全球化的視野在海外開展投資，整合產業鏈，以快速提升自身競爭力。
4.社會全面進步
快速的經濟發展也促進了社會全面進步。我國已經普及了九年制義務教育，初中升高中的升學率，也由1980年的45.9%提高到2006年的75.7%。自恢復招考以來，高等教育招生規模不斷擴大，在校本科生、研究生的數量，2006年分別達到943萬人和110萬人。高素質人才的大量培養，為我國的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提供了強大支撐。到2006年，我國科技人員數量達到413萬人(其中科學家和工程師約280萬人)，全年共接受發明專利申請21萬件，授權發明專利約5.8萬件。體育事業不斷發展，衛生條件不斷改善。從1980年到2006年，每萬人擁有執業(助理)醫師數從10.8人增加到15.4人，床位數從19.3張增加到25.3張，分別增長了42.6%和31%，居民預期壽命，也由1981年的67.77歲提高到71.4歲。在競技體育中，打破世界紀錄、獲得世界冠軍的次數大量增加，在重大國際比賽中獲得獎牌數排名明顯提前，我國已成為世界體育大國。
在政治生活和文化領域，實事求是指導思想的恢復，打破了“萬馬齊喑”的沉悶局面，勇于探索、講求實效成為社會風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不斷完善，公眾參與公共決策的渠道不斷拓寬，政府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水平不斷提高，輿論監督力度不斷增強，個人表達意見的自由度不斷加大。國家實力的增強、生活條件的改善和個人事業的成功，使公眾對改革開放、對黨的領導、對政府施政的滿意度不斷提高，對國家前途和個人未來充滿信心。
以上這些，為我國繼續推進改革開放事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經驗
早在上世紀50年代，鑒于計劃經濟存在嚴重弊端，諸多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國在內)就已開始探索建立效率更高、充滿活力的經濟體制。但最后大都出現了改革停滯乃至體制回歸的現象。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新一輪改革大潮中，原蘇聯東歐國家甚至發生了政權更迭，并放棄了社會主義。獨聯體國家更是陷入了政治長期動蕩、經濟持續下滑、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的困局。這不僅違背了啟動改革的初衷，也超出了指導改革方案設計的“國際高參”的預料。只有中國，持續30年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社會安定的政治局面不斷鞏固，使社會主義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歸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經驗，主要有：
1.以現代化為紐帶，把改革開放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有機結合起來，開創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
改革開放是從撥亂反正開始的。上世紀50年代后期以來，“左傾”思潮流行，超前變革生產關系、追求“窮過渡”的做法，導致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慘痛的教訓迫使全黨、全國人民認真反思“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從社會基本矛盾運動中認識和把握經濟體制改革的結果，就是把改革定位于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定位于在保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變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環節和方面，其宗旨就是為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加先進的生產力。類似地，開放也是為了學習國外先進的經驗，以加快發展。就這樣，借助于發展生產力和“強國富民”，改革開放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
正是從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角度出發，計劃和市場被看做是實現發展的工具，而不再屬于基本社會制度的范疇。小平同志就多次強調：“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 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36頁)。“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夠更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48頁)。“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于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64頁)。《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更是明確指出：“是否存在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是否發揮作用，并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同資本主義經濟在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問題上的區別”。正是這種理論區分，幫助我們有效抵御了把恢復和發展市場經濟看做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思潮的侵襲，避免了全黨乃至全社會指導思想的混亂，為保持社會穩定、穩步推動經濟體制轉軌創造了有利條件。反過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增強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吸引力，鞏固了黨的領導地位；與此同時，改革開放的新鮮實踐，又不斷深化著人們關于“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注入了新的內容，使其具有更加鮮明的時代特征。
正是在把改革開放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有機結合起來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探索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即：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因為系統地回答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道路、發展階段、根本任務、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戰略步驟、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問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也成為新時期黨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斗的偉大旗幟，成為指導我國順利推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強大理論武器。
2.堅持了市場化的改革方向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曾設想替代資本主義的未來社會不存在商品交換關系，個體勞動可以直接轉換為社會勞動。在此設想指引下，各社會主義國家大都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建立起了計劃經濟體制。此后不久，計劃經濟的弊端就開始顯現。實踐經驗的積累和深入的研究充分表明：計劃經濟難以有效解決維系經濟有效運轉的信息問題和激勵問題。要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必須轉向市場經濟。
早在1979年，小平同志就明確提出：“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36頁)。雖然這是從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角度來闡述的，但也明確了恢復市場交換關系的發展方向。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了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概念，指出：“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只有充分發展商品經濟，才能把經濟真正搞活，促使各個企業提高效率，靈活經營，靈敏地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需求”。黨的十四大則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根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要求，就市場主體重建、完善市場體系、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建立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等做出專門規劃和部署。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又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在全面分析新形勢和新任務的基礎上，提出了今后一段時期我國經濟體制的奮斗目標，即：“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增強企業活力和競爭力，健全國家宏觀調控，完善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體制保障”。
從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伴隨著認識不斷深化的，是改革重點和方略的變化。上世紀80年代，改革的特點是“放權讓利”，其著眼點是在維持計劃經濟框架的前提下，通過“承包制”和“財政大包干”來調動地方、企業和個人發展生產的積極性；上世紀90年代，改革的特點是“制度創新”，其著眼點是實現經濟運行規則的轉型：通過公司制改革，塑造企業和商業銀行獨立經營的法人地位；通過工商稅制改革，規范政企分配關系，為企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通過分稅制改革，規范各級政府間的分配關系。進入新世紀，改革的特點則是轉向彌補市場失靈，在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的同時，強化政府在統籌各方關系，推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方面的責任。
3.把改革和開放結合起來，兩者相互促進
改革是為了發展，開放也是為了發展。在改革的同時，我們也推進開放。對內開放主要是消除行政性壁壘，消除地區市場封鎖，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促進企業優勝劣汰；對外開放則是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大力吸引國外投資。開放，尤其是對外開放，開闊了眼界，傳播了先進的生產經營方式和管理理念。人們通過分析、比較和鑒別，對于改革的必然性、改革的目標模式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這有助于擴大改革共識，增強公眾對于深化市場化改革的政治支持。不僅如此，積極參與國際分工，還使我國勞動力資源優勢(2919.338,-8.14,-0.28%,吧)得到充分發揮，加快了經濟發展，減輕了產業結構調整帶來的震蕩，增加了公眾對于改革開放的政治認同。參與國際經貿合作帶來的制度接軌的壓力，更成為推動我國市場化經濟改革的直接動力。在這方面，加入世貿組織帶來大規模地廢止行政審批事項和向民間資本開放投資領域，就是典型的例子。
反過來，作為整體經濟改革框架的一部分，外貿、外資管理體制改革又不斷拓展著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從辦經濟特區、開放沿海城市到沿江沿海開放，從對外貿易到吸引外資、逐步放開對外資投資領域的限制，多層次對外開放格局逐步形成的過程，也是國內不斷認同市場經濟、深化市場化改革的過程。外匯留成改革，調動了企業出口創匯的積極性；放開外貿經營權控制，使更多企業得以參與國際競爭，促進了對外貿易的發展。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對私有產權的保護得到加強、公平公正的競爭秩序得以維持，再加上經濟發展導致國內市場規模不斷擴張，這些都為吸引國外直接投資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而要素市場的發展(以產權市場為代表)、對國外投資領域限制的逐步放開，更進一步拓寬了外商投資的發展空間，把我國的對外開放提升到更高的層次。
4.維持了改革、發展、穩定的良性循環
推動計劃經濟轉向完善的市場經濟，涉及到經濟運行規則轉換、產業結構調整、公眾觀念意識更新、政府管理方式轉變以及經濟發展階段的躍遷，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對于擁有十多億人口、發展高度不平衡、經濟結構嚴重失衡的中國而言，經濟改革面臨的局面就更加錯綜復雜。上述各方面中任何一方面內部出現嚴重不協調，或者不同方面之間出現嚴重不協調，都有可能導致出現經濟秩序混亂、惡性通貨膨脹、生產嚴重衰退、貪污腐敗盛行等消極現象，誘發政治不穩定；而政治動蕩又會降低政府效能，阻礙政府適時推動經濟運行規則的轉變，阻礙政府采取有效行動去實施新的經濟運行規則、去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去引導公眾開展意識更新，最終延緩制度變遷的步伐。因此，維持“改革促進發展→發展鞏固社會穩定→穩定為改革和發展創造良好外部條件”的良性循環，對于保證改革沿著正確的方向順利推進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上世紀80年代，前蘇聯試圖通過數百天的努力，畢其功于一役，完成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的過渡，結果出現新規則設計不完善、新規則之間嚴重脫節、新規則與既有國民意識嚴重脫節等現象，再加上產業結構嚴重失衡不能在短期內消除，整個國家陷入嚴重無政府狀態，經濟運行秩序混亂。在政權更迭之后，政府政策又為利益集團所操縱，淪落為利益集團瓜分國家財富的工具。“欲速則不達”，在這種情況下，改革走向初衷的反面，引發嚴重經濟衰退、民眾生活質量急劇下降也就不可避免了。反過來，不能抓住有利時機堅定地推進市場化改革，導致新舊體制長期并存，又會嚴重降低經濟運行效率，削弱公眾對經濟體制改革的政治支持，使改革最終失去動力。上世紀80年代以前，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改革出現反復和停滯，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從“撥亂反正”萌發，從矛盾最尖銳的農村經濟切入，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很快便取得明顯成效。這為我國步入改革、發展、穩定的良性循環奠定了良好的基礎。30年來，我國得以維持這種良性循環，避免改革出現大的失誤和挫折，還在于：
(1)擁有堅強的政治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地位，是中國人民反復探索、比較和選擇的結果，是歷史形成的。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進程中，雖然也發生過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嚴重失誤，但黨的宗旨沒有改變、黨的組織仍然健全、優良作風仍然保存，并且依靠自身力量糾正了錯誤。改革開放就是從恢復黨的優良傳統，修正錯誤開始的。在新的歷史時期，圍繞工作重心的轉移，中國共產黨大力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不斷提高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使黨成為推進改革開放事業順利發展的堅強領導核心。
(2)堅持了正確的評判標準。我們始終強調，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是為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判斷改革政策成敗得失的標準，就是三個“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就為堅定地走自己的路，根據具體國情有步驟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堅強的政治保證。相反，以觀點是否激進來評判當事人，以是否符合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乃至國際輿論口味來評判改革措施，必然會在嘩眾取寵中，在迎合國內外反對派勢力的隨風起舞中迷失自我，為改革而改革，為市場化而市場化，最終背離改革的宗旨。
(3)堅持了循序漸進的改革策略。改革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沒有先例可循，更不能照抄照搬。只有堅持“干中學”，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辯證運動中不斷深化我們的認識，并用新的認識來指導改革實踐，才能避免大的失誤，把改革事業順利推向前進。因此，在改革策略上，我們一面強調：“膽子要大，步子要穩，走一步看一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第113頁)；一面強調：要“不斷總結經驗，有錯誤就趕快改，小錯誤不要變成大錯誤”(《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74頁)。如果說，“價格雙軌制”代表的是“摸著石頭過河”、審慎而果敢地邁向所知不多領域的話，定期回顧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做法(如相繼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若干問題的決議》、《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等)，代表的則是不斷總結經驗，及時修正錯誤，以及根據新的經驗不斷解放思想、深化認識，并根據新的認識對改革開放做出重新規劃和部署，從而力爭避免發生大的錯誤。
三、下一步經濟體制改革展望
和改革初期相比，繼續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條件已經發生許多變化。我國已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又面臨著許多新情況、新問題，主要表現在：
(1)經濟發展對資源、環境的壓力急劇加大。
進入新世紀，我國工業化推進到重化工業拉動階段。汽車、住房成為新的消費熱點，并拉動了鋼鐵、化工、機械、水泥、冶金等產業快速發展。從1978年到2000年，我國經濟增長6.6倍，能源消耗僅增長1.4倍；而從2000年到2006年，我國經濟增長75.5%，其中，高耗能產品，如粗鋼、水泥、乙烯的產量，分別增長了226%、107%和100%，能源消耗則增長77.7%，能源消耗的增長甚至超過了經濟增長。能源、資源高消耗產業快速發展，導致工業廢棄物排放快速增加，環境污染事件不斷發生，經濟發展對資源和環境的壓力急劇加大。我國已成為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隨著國際社會日益關注全球變暖問題，要求中國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承擔相應國際責任的壓力也在不斷增大。需要采取嚴格措施，走可持續發展道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2)收入差距持續拉大、社會事業發展滯后加劇了社會緊張。
改革開放激發了社會活力，但也帶來了收入差距持續拉大的問題。收入差距的拉大，不僅表現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也表現在城市內部、農村內部。在推進市場化改革進程中，還出現了社會事業發展明顯滯后的現象，一些領域甚至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倒退(如農村醫療體系)。社會事業承擔著具有廣泛外部效應的基礎性產品和勞務的供應責任。把應由政府免費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甩給居民分散購買，對承受力較差的中低收入群體而言就產生了明顯的消費替代效應，加劇了不同收入群體之間的消費差距。結果，部分高收入人群追逐奢侈性消費和炫耀性消費，與大量中低收入人群為溫飽和棲身而艱難拼搏形成鮮明對照。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消費差距的持續拉大，影響到公眾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奮斗目標的認同，加劇了社會緊張。
不僅如此，消費差距持續拉大還制約著國內市場的擴張，給經濟持續發展帶來隱患。
(3)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相互影響大大加強。
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日益緊密的聯系，使中國再也不能置身世界市場之外。許多國內矛盾，究其原因，是對外經濟關系失衡的產物。例如我國當前面臨的物價上漲和經濟過熱問題，一個重要原因是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元相對歐元等主要貨幣貶值抵消，延續了人民幣有效匯率偏低、外部需求過旺的局面，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持續升值又導致大量套利資金涌入；結果，外匯儲備急劇增加，加大了貨幣當局管理流動性面臨的困難，限制了利率政策的選擇空間；低利率政策反過來又誘發了企業貸款和投資的沖動，誘發了居民調整資產結構的熱潮，造成經濟過熱和虛擬市場過熱互為表里，相互強化的局面。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更加緊密的聯系，要求我們以全球的視野來謀劃改革和發展。
(4)社會多元性大大加強。
所有制結構和企業組織、管理方式的深刻變革，改變了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使人們的就業方式、收入來源、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市場經濟是平等交換的經濟，市場經濟的發展帶來人們權利意識的不斷增強。進入新世紀以來，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如企業員工和企業經營者之間的矛盾、企業管理人員和企業所有者之間的矛盾、企業和政府之間的矛盾、社會管理落后于公民需求的矛盾開始凸現出來，這就使社會矛盾呈現出錯綜復雜的局面。傳統的、充滿神秘色彩的、高度依賴領導人好惡的公共決策方法，已不能適應社會多元化的要求。需要通過提高政府決策透明度、有序擴大公眾參與，更好地尋求各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均衡，最大限度地擴大公眾對改革措施的支持。
上述階段性變化，要求我們在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時，不僅要堅持既有的經驗，更要根據新的情況不斷探索，推陳創新。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既要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的基礎性作用；更要強化政府在提升市場機制的功能、彌補市場失靈方面的責任，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提供堅強的制度保障。具體講，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 強化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提高經濟運行效率
1.加強國有資本管理，推動產業優化升級。
近年來，各級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職能，把管資產與管人、管事結合起來，致力于推動國有獨資和控股企業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實施主業與輔業分離，使國有及國有控股公司的競爭力明顯提高，盈利水平大幅上升。今后，要繼續完善國有獨資及國有控股公司的董事會制度，完善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選拔、考核和任免制度，加強對公司經營業績的監督考核，完善高級人員的薪金制度，督促企業建立完善內部管理和控制制度。要探索建立完善資產運行機構，推動出資人(政府代表)和資產運行機構(資產管理公司)相分離。
經過“抓大放小”和戰略性布局調整，國有資本目前主要集中在大型骨干企業，交通、通信、銀行、資源采掘等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以及國防、軍工等領域。當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面臨巨大壓力：一方面，大量資金從勞動密集型產業游離出來，需要尋找新的投資領域；另一方面，我國產業結構集中度低、企業規模小、技術儲備和積累嚴重不足。應當把國有資本布局調整同產業結構升級結合起來。要加快國有資本布局調整步伐，集中部分資金重點支持風險大、投資多、帶動力強，具有戰略意義的新興產業的發展，加快關鍵技術和重大新產品的推廣與創新；而國有資本的有序退出、部分行業準入限制的放寬，又會為民間資本拓寬發展空間，為平穩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創造好的外部條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是實施國有資本布局調整的重要工具，應加快建立和完善。
2.以要素市場為重點，完善市場體系。
土地是重要的生產要素。嚴重壓低土地使用價格，必然會出現低效率利用土地現象以及土地的閑置和浪費。氣派的政府辦公樓、宏偉的公共工程、超前的城市廣場，背后都有通過行政劃撥無償獲得土地使用權作為制度支撐；各地的招商引資熱潮，更有人為壓低土地使用權價格，對投資活動進行變相補貼的政策背景。只有扭轉地價偏低的局面，才能激發社會各界節約用地的積極性，有效利用每一寸土地。應當改革公共用途建設用地無償劃撥的制度，將其納入市場化交易軌道。公共建設所需土地應由建設單位以市場價獲得，所需資金由財政負擔，土地出讓金收入則列入政府一般預算；應制訂工業用地使用權轉讓最低價格標準，逐步提高收費標準，使其和土地的稀缺程度相匹配；應不斷完善商業用地轉讓的“招、拍、掛”制度，杜絕內幕交易，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目前，在征用集體土地、將農業用地轉為非農用地方面，在非農用地轉讓一級市場上，政府都處于壟斷地位。應根據土地收益的變動情況，及時調整補償標準，避免侵害農民利益現象的發生；土地使用權轉讓收入是與城市化密切相關的、重要的資源性收入，各級地方政府應更多地將其用于推進城市化健康發展、改善中低收入群體住房條件方面。
要繼續深化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不斷提高銀行資產質量和經營管理水平；穩步降低市場準入門檻，鼓勵發展中小銀行，優化金融市場結構；要大力發展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方式，完善金融市場體系。要按照先貸款、后存款、先本幣，后外幣的思路，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扭轉存貸款利率偏低的局面；要進一步完善匯率形成機制，提高匯率彈性，改變人民幣匯率估值偏低的局面。
工業化中期階段，也是勞資糾紛較多的時期。應抓住當前勞動力供求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有利時機，以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為切入點，構建和諧共贏的勞資合作關系。要改變勞動者在勞資談判中的劣勢地位，鼓勵員工通過集體談判方式確定報酬水平；要推動企業更多地履行社會責任，如不斷改善工作環境，提高員工福利，為員工提供發展機會等。要不斷完善失業、養老、醫療制度設計，逐步提高社會保障資金統籌水平，消除勞動力跨地區流動的障礙；要進一步完善戶籍管理制度，消除城市對外來流動人口的歧視，便利人員流動。要完善國有獨資和控股企業高級管理人員的選拔、任用、考核、獎懲制度，使其成為全國乃至全世界經理人市場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3.完善宏觀調控體系。
要注重發揮產業政策在優化資源配置、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方面的積極作用。在發展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產業發展規劃的制定，要組織專家論證，廣泛征詢意見，充分進行協商，以提高規劃制定的科學性。產業政策實施，要從選擇重點企業、重點行業和重點地區轉變為側重功能的、普適性政策，借助市場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不斷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應把投資審批重點轉到環境、安全、能耗、技術、社會責任等公益性指標上，通過提高市場準入門檻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要進一步完善稅制，發揮稅收在糾正價格信號、引導合理消費、調節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積極作用；要加快內外資稅制并軌步伐，為不同所有制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環境。要優化政府間事權劃分，增加對落后地區、基層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保證其履行職責的資金需要。要不斷增加一般性轉移支付的比例，調動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發展經濟、社會事業的積極性。要完善部門預算和集中支付制度，加強對財政運行的監督和管理，不斷提高資金使用效率。要大力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增加對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科技教育、環保等領域的支持力度，加快建立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使國民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務。要注重發揮公共支出變化在調節總需求、穩定宏觀經濟運行方面的功能。
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資金流動性日益加大。依靠控制信貸規模、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傳統的貨幣政策操作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今后的貨幣政策操作，需要更多利用利率、匯率杠桿來引導市場主體的經營活動；需要加強銀行、證券乃至保險等監管部門的相互配合，以防范規避性金融創新活動侵蝕貨幣政策效力；需要切實加強對跨國資本流動的監管，防范國際資本流動的負面沖擊；需要增加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以增強貨幣管理當局的公信力，提高貨幣政策的靈活性。
要切實加強對經濟運行的監測，準確把握宏觀經濟運行的發展趨勢，提高宏觀調控的預見性和前瞻性。應根據經濟運行的發展趨勢，充分考慮產業政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乃至行政法律手段的特點和實施空間，合理搭配政策組合，提高政策效果，保持經濟穩定運行。
(二)推動轉變發展方式，拓展發展空間
1.推動節能減排和環境治理，緩解資源和環境壓力。
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對資源和環境的壓力明顯加大，固然有產業結構升級、工業化進入重化工業帶動發展階段的影響，但資源、能源利用效率低下，也是重要原因。應大幅提高資源稅率，改從量計征方式為從價計征，以改變資源價格明顯偏低的局面，使價格能夠真實反映資源稀缺程度，防止國有資源收益流失。要積極探索、完善采礦權收費制度，遏制“采肥棄瘦”、“采厚棄薄”現象，提高資源開采率，減少資源浪費。要加快淘汰落后技術、推廣先進生產工藝，提高資源、能源轉化和利用效率；還要鼓勵發展循環經濟，加強資源的回收和再利用。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應該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應對氣候變暖方面做出自己的貢獻。我國的初級能源以煤炭為主，優化能源結構、節約能源利用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手段。應加快淘汰技術水平落后、能源轉換率低的小火電機組，發展應用技術先進的清潔發電技術；要從項目審批、資金籌集、電力購買等環節加大支持力度，鼓勵發展水電、核電、風力發電等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要加快淘汰“六小”的力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制定和推廣能效標準，支持對節能產品和節能技術的研發和推廣；鼓勵居民樹立健康、向上、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消費理念，節約能源、資源使用。二氧化碳排放權交易，是推動溫室氣體減排的一種有效制度安排。應積極探索建立、完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
應把環境治理、創造優美生活環境列為政府業績考核的重要內容，督促各級政府增加資金投入，加大環境治理力度。制定地方發展規劃，要充分考慮環境承載能力；制定產業發展規劃，在市場準入環節要加入環境保護方面的要求；要進一步放開市場準入限制，鼓勵民間資本參與污水處理等環境治理工程的投資和運營。要完善污染收費／征稅制度，把環境成本內在化，借助經濟手段引導企業和個人減少消費能源和資源。跨區域、跨流域的環境治理，外部負效應更加明顯，應該由更高層次的政府(或機構)統一規劃、協調行動，以減少“搭便車”的機會主義行為。
2.建設創新型國家，拓展發展空間。
物質資源是有限的，但人的創造力是無限的。應深入貫徹科教興國戰略、自主創新戰略和知識產權戰略，力爭把人口壓力轉變為人力資源優勢(3206.404,-24.63,-0.76%,吧)，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鼓勵創造，推動經濟增長轉入主要依賴科技進步和管理創新的發展軌道。
要在鞏固既有義務教育發展成果的基礎上，大力發展初級職業技能教育，普及高中階段教育，使每位新增加的勞動力都接受過初步的職業技能培訓；要大力發展在職培訓，為在職員工提高勞動技能創造便利條件。近年來，我國高層次人才就業壓力加大，這既有高等教育擴大招生規模、人才供應顯著增加的因素，更凸現了我國研發投入明顯不足的客觀現實。要注重發揮科研院所、大學和企業的潛力和優勢，建設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大力加強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研究、社會公益性技術研究；要加快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引導和支持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促進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要深化科技管理體制改革，優化科技資源配置，完善鼓勵技術創新和科技成果產業化的法律和政策保障；要認真落實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綱要，著力突破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技術，不斷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力爭到2020年把我國建設成為創新性國家。
3.以全球視野開展資源配置，充分發揮比較優勢。
在大量承接產業轉移的同時，中國也承接了“四小龍”、“四小虎”等經濟體對美國、日本、歐盟的巨額貿易順差。應辯證看待我國對發達經濟體的貿易順差問題。在國際產業分工格局中，中國尚處在價值鏈的下游，主要從事低附加值的生產和加工組裝活動。所謂“世界工廠”，不過是“世界組裝廠”的另一種稱謂罷了。應抓住勞動力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的時機，推動我國企業提高生產技術水平，提高產品附加值，不斷提升我國在國際生產鏈分工中的地位。
我國的人均資源稟賦并不豐富。應通過擴大產成品出口、增加基礎性產品和重要原材料進口來調節余缺、發揮比較優勢。我國資源類產品、高耗能產品大量出口，不僅是因為勞動力成本低，勞動環境差、國有資源收益大量流失、環境成本被忽略也是重要原因。應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使資源類產品、高耗能產品的價格真實反映其社會成本，并借助產業政策的引導，扭轉資源類產品、高耗能產品大量出口的局面。應高舉合作、發展、共贏的旗幟，擴大對外投資與合作，確保重要能源和原材料供應安全。
隨著企業實力的增強，對外投資也在不斷增加。當前，我國外匯儲備增加很快，保值增值壓力加大。應逐步放寬對海外投資的限制，培養壯大中國的跨國公司。要鼓勵企業“走出去”，充分利用國內外的人才、管理、研發、資金、市場資源，以全球視角優化生產資源配置，快速提升企業競爭力。要在嚴密防范系統性風險的前提下，逐步放開居民投資國外證券市場，擴大居民財產配置空間，使我國居民能夠分享國外大公司乃至全世界經濟增長的成果。
(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推動發展成果共享
收入差距持續拉大，既有市場化程度加深的影響，也有市場化改革滯后、收入分配秩序混亂的影響。石油、銀行、煙草、鐵路等行業憑借壟斷地位獲取豐厚壟斷利潤，發放高工資，是導致行業間收入差距過大的重要原因。應根據技術條件、監管水平、民營資本實力以及國家主導產業、戰略產業的演變情況，逐步放開市場準入，借助市場力量抑制部分行業工資過快增長的勢頭；對于必須維持壟斷經營的產業和企業，則要切實加強對國有資本運營的監督和管理。要完善壟斷性產品和服務的定價機制，不斷提高企業經營管理和財務運營的透明度，在更大程度上引入對壟斷企業的輿論監督和社會監督。收入秩序混亂，大量灰色收入流向城鎮居民高收入群體，也是導致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重要原因。據王小魯估算，2005年，僅金融腐敗、企業用于行賄的旅行和娛樂支出、土地收益流失、壟斷行業灰色收入，就有約3萬億元，約占當年全國GDP的15%。這部分資金和其它形式的游離于收入統計之外的資金(約占當年全國GDP的10%)，主要流向了城鎮居民家庭的高收入階層，使實際的收入差距遠遠超過統計顯示。目前，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31倍，而不是統計顯示的9倍；城鄉合計，全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55倍，而不是按統計數據推算的21倍。灰色收入的大規模存在，反映了我國財政性資金管理不善，利用效率低下的現狀；反映了行政審批、行政許可和行政執法領域存在著嚴重的錢權交易和行政尋租的現狀；反映了國有企業管理水平低下，土地收益、資源收益、國有資產經營收益大量流失的現狀。需要根據各類灰色收入的性質和產生原因，采取相應措施，逐步理順分配秩序。要建立完善最低工資標準制度，逐步提高工資性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企業都是從中小企業發展而來的。大量中小企業的存在，既增強了經濟活力，也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要進一步完善相關政策，鼓勵中小企業發展，以創業帶動就業，充分發掘全社會的聰明才智。
在理順初次分配秩序的同時，還應當加大國民收入再分配的調節力度。要采取多種措施，加大對高收入的調節力度。如強化所得稅征管管理，堵塞稅收流失；完善消費稅政策，加大對奢侈性消費、炫耀性消費的調節力度；建立完善物業稅，控制豪華住宅建設；完善社會捐贈管理辦法，鼓勵高收入群體捐贈收入回報社會；創造條件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等。對于低收入群體，則要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確保其維持基本的生活水準。要大力發展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強化政府在確保低收入群體子女入學、看病和養老等方面的承諾，提高低收入群體的即期消費水平。
城鄉差距是收入差距的重要表現形式。隨著勞動力迅速向城市轉移，農村地區出現了人員老化，生產技能差，農業生產比較收益下降的局面。需要采取多種措施穩定農業生產，增加農民收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具體如：增加對農業生產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不斷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深化鄉鎮事業單位改革，建立完善新型農業生產服務體系；扶持農村專業合作組織的發展，提高農業生產的組織化、規模化和專業化程度等。要順應農村居民對更高生活條件的追求，切實加強村莊規劃，不斷增加政府投入，引導農民改變村容村貌，提高居住和生活水平。要按照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要求，進一步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建立和完善農村合作醫療、養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斷提高保障標準，保障農村居民得以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
要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應進一步消除地區封鎖和市場壁壘，促進資源跨區域自由流動，深化區域內的經濟分工與合作。應適當提高中央政府和省級地方政府對流轉稅的分成比例，完善地方稅制，逐步降低地方對流轉稅的依賴；同時完善對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標體系，以消除地方政府不計代價擴張GDP的沖動。與此同時，要以增量分成資金為依托，加大對落后地區轉移支付力度，優先支持落后地區發展基礎設施、義務教育、公共衛生、扶貧、文化等事業，為落后地區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務提供財力支持。要加強國土規劃工作，鼓勵各地區因地制宜發展經濟。
我國已進入老齡化社會。中國的老齡化具有發展快和“未富先老”的特點。要抓住當前社會總體供養水平較低的有利時機，建立完善相關制度，穩妥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應加快建立完善新型養老制度：城市地區要以進城務工人員為重點，擴大新型養老制度覆蓋面；農村地區則應積極探索建立新型養老制度，擴大社會化養老覆蓋面。要切實加強養老資金的籌集和征管力度，調整繳納水平，提高個人和企業繳納養老金的積極性；完善養老資金的管理和運營機制，在有效控制風險的前提下，放寬養老基金投資領域，提高資金收益率；根據社會經濟發展和物價水平的變動，適當提高養老金的發放標準，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不斷增加財政投入，做實個人養老金賬戶。要按照“管辦分離”、“醫藥分離”的原則，改革完善醫療衛生管理體制；擴大新型醫療制度的覆蓋面，完善大病統籌和大病救助制度，從根本上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減輕城鄉老年人的醫療負擔。要完善相關組織和設施，豐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實解決老年貧困問題，真正做到“老有所養、老有所為、老有所樂”。
四、不斷探索政府與市場結合的新境界
當前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是轉變政府職能。一方面，政府退出還不夠，特別是在某些領域，政府仍然管了許多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另一方面，解決經濟、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又要求加強政府干預，以增強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糾正市場失靈現象。這就使經濟體制改革面臨著錯綜復雜的局面。政府職能轉變也由過去的“以退為主”轉為“該退的退，該進的進”。政府職能調整重點的變化，反映了事物發展螺旋式上升的規律；但對那些習慣于政府“放權讓利”的人來說，卻難免會引發計劃體制復歸的疑惑。長期的封建社會歷史和計劃經濟的殘余，使我們在加強政府干預時，很容易出現向計劃經濟思維或措施復歸的傾向。這違背了發展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損害了經濟效率，也會遭到全社會的質疑和抵制，必須堅決予以克服。應著眼于提高政府工作效能，充分借鑒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政府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的先進經驗，完善政府機構設置，改進政府工作方法。要積極培育和發展市場(社會)中介組織，不斷完善社會管理網絡，提高整體經濟運行效率。
經濟體制改革的難點，是保證政府沿著正確的方向開展制度變革并使新的經濟運行規則得到認真的貫徹和實施。為此，需要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武裝全黨和全國人民，不斷擴大全社會對于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共識，提高全社會的行動能力；需要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提高各級領導干部發展市場經濟的能力；還需要不斷提高政府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程度，以應對利益多元化的挑戰，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要不斷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商制度，強化輿論監督和社會監督，引導公眾有序參與公共決策；要建立多種形式的決策咨詢和決策信息支持系統，提高政府改革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水平；要注重培育和發展社會中介組織，發揮其在協調、溝通、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方面的積極作用；要注意維護弱勢群體與強勢群體的力量均衡，防止特殊利益集團壟斷公共權利。從這個意義講，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推進，離不開其它領域改革的配套與支持。
從自由放任到凱恩斯主義，從私有化運動到新凱恩斯主義，人們在認識政府與市場關系方面的發展歷程充分表明：政府與市場相結合的范圍、方式和方法，都在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演變。面對錯綜復雜的改革發展形勢，只有解放思想，銳意進取，不斷探求政府與市場相結合的新境界，才能盡快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備案號：1101080202365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