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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頻道 “紡織之都”崛起
大邱市位于韓國東南部的慶尚北道境內，面積約884平方公里，人口約 251萬，是韓國六大直轄市之一。
大邱自古養蠶業盛行，是麻和絹絲手工紡織的中心地帶。在20世紀50年代初，韓國將近四分之一的紡織廠分布在慶尚北道，其中63.8％集中在大邱。
在20世紀60年代初，韓國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開始起步。輕紡工業成為政府重點扶持的支柱產業。隨著1962年—1966年第一個經濟開發計劃出臺，紡織業由內需為主轉變為以出口為主；1967年—1971年的第二個經濟開發計劃進一步把紡織業確定為“出口戰略產業”。大邱紡織業基礎雄厚，廉價勞動力充裕，政府的優惠扶持政策把長期積累的商業資本調動起來，轉變為工業資本，使大邱紡織工業迅速發展。當時大邱的西門紡織品市場空前興盛。 1968年，這里匯集了全國紡織品批發商的24.4％，到1971年這一比例高達 33.7％。
韓國1987年合成纖維紡織品出口量超過
日本，躍居世界第一；大邱作為韓國紡織業龍頭老大，為此立下汗馬功勞，而紡織業名副其實成為地區經濟的支柱。1963年，紡織品出口占大邱地區出口總額的 92％；1967年紡織品出口總額達2451萬美元，在全國出口總額中約占7.9％。隨著紡織工廠、設備、織機的擴充和生產自動化提高，大邱紡織業已經形成大規模生產能力和體制，同時也帶動了關聯產業的發展。統計顯示，1987年大邱和慶尚北道的織物染色廠家共295個，其中278個在大邱，占 94.2％，占全國染色廠家總數的 40.5％。大邱成為大規模、以先進設備和技術裝備起來的新型紡織工業基地和出口基地，“紡織之都”成了大邱市的別稱。
成敗皆因規模
大邱從紡織業起家，以紡織業支撐門戶，但大邱的衰落恰恰也源自紡織業。1974年，正當大邱紡織業長足發展之際，第一次國際石油危機爆發，使紡織業高漲的景氣驟然變冷。原油價格上漲引起原材料價格和生產成本大幅上升，再加上進口國的訂單減少，導致產品價格猛跌，庫存增加，工廠開工率下降。最終大邱紡織業雖然借助景氣高漲時期積累的家底，加上政府采取緊急扶持政策，算是渡過了難關，但業內存在的問題暴露無遺。主要是：技術工人不足，技術水平低下；設備老化，準備設施及加工整理設施缺乏；生產規模零散，設施布局及生產工藝不配套；勞動條件改善遲緩，工資制度不完善等等。這些問題是阻礙紡織業持續發展的潛在因素。但是，在多種因素制約下，當時未能采取根本性對策；特別是石油危機高潮過后，出現了滌綸需求陡然高漲的形勢，結果沖淡了對危機治理的關注，非但未能進行結構調整，反倒開足馬力擴大生產，導致產量過剩，成為制約紡織業發展的一大隱患。
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使大邱紡織業再受重創。物價飆升、出口不振、國際收支赤字，嚴重打擊了大邱經濟。國內工資水平提高，原絲價格上升及日元貶值，使紡織品價格競爭力下降；特別是過剩生產擠壓了技術革新和產品質量提升，質量競爭力嚴重削弱。
而國家經濟景氣低落，更使大邱紡織業雪上加霜。石油危機之前大量生產的喬其紗等產品在倉庫里積壓，隨著“喬其紗熱”冷卻，為擴大生產規模而進口的一萬五千臺意大利捻線機成了一堆廢鐵。1980年，正常開工的企業僅占50.3％。此次石油危機讓大邱紡織業的不景氣持續了5年之久，進一步暴露了紡織業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即：單純追求規模增長和出口擴大，忽視內延發展和技術創新，導致產品結構停留在低附加價值階段難以提升。而當后發國家同樣以低成本為手段，展開大批量廉價產品出口攻勢時，大邱紡織品就失去了競爭優勢。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在結構調整和技術革新方面，大邱紡織業采取了一些對策，但由于未實行脫胎換骨的根本性變革，停留在修修補補、緊緊松松、進進停停的狀態，特別是一當出口日子好過，結構改造就放松甚至停頓。紡織業根本性的結構調整，結構性問題仍被拖延、掩蓋下來。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使大邱紡織業遭到又一次致命打擊。實際上，由于未能適應世界紡織品市場小批量、高功能、多樣化需求變化，及時進行結構調整，仍然安于以規模為主的“競爭”，自1994年起，大邱、慶尚北道地區的紡織企業就陸續倒閉，僅1994年就有近百家企業關門。
結構調整的遲延嚴重阻礙了大邱紡織業產品多樣化、質量高級化和出口市場多邊化進展，導致競爭力整體下滑。紡織業作為大邱的支柱產業，其衰落必然引起地區經濟滑坡。1998年以后，全國各市、道人均GDP比較中，大邱連續6年倒數第一，年均經濟增長率也是全國最末位。大邱也失去了對外資的吸引力， 1997年以后的8年里，外國對大邱直接投資僅3.84億美元，同樣是全國最末位。
升級傳統產業
大邱市在三次危機的沉重打擊下猛醒過來，切實認識到必須進行重大選擇：是繼續延襲過去的老路，或者是進行城市發展戰略的轉型？根據對國際產業現實變化的認識，大邱市把城市發展戰略轉型的第一步確定為實行傳統產業即紡織業的升級換代上。
做出這一決策，主要是基于兩點考慮：一是紡織業作為大邱市的主導產業，長期以來已經建立起一整套體系，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條，奠定了比較厚實的硬、軟件基礎，并且在世界紡織業已經獲得一定的名聲。盡管紡織業不斷萎縮，但在地區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仍然不可忽視，仍是大邱未來發展的一塊重要前進基地。二是從世界紡織業的現狀和趨勢看，紡織、服裝業完全不是“夕陽產業”，紡織、服裝產業如果與尖端技術結合，就會變成高附加值，具有無限發展潛力的“朝陽產業”。大邱市紡織業的衰落不在于紡織業本身，而是因為觀念落后導致僵化，忽視和延遲了發展戰略的轉型，導致產品技術含量和質量競爭力不斷下滑，受到了無情的沖擊。
為加快促進紡織產業升級，大邱市1998年制定了《大邱、慶北地區纖維產業培育方案》，提出了著名的“米蘭計劃”，即要讓大邱在服裝和技術上分別達到意大利和德國的水平，使韓國躋身世界纖維和服裝大國的行列。“ 米蘭計劃”的核心是全力加強技術研發，占領紡織和服裝產業的尖端技術高地。近期和中期主要是集中力量攻克納米纖維、超級細紗及智能性纖維和數字染色工程、新型服裝設計、尖端紡織機械等高附加值項目研發，將大邱紡織服裝的技術和質量迅速提高到世界先進水平。長期目標則是把大邱建設成為“東方米蘭”，使之從紡織的生產、營銷到人才培養都成為世界紡織服裝業的重要樞紐。
推進上述計劃，大邱市決定共計投資1977億韓元，其中980億韓元投向技術研發，415億韓元用于改善產業結構的設備融資支援；另外，企業技術研發服務、基礎設施改善和人才培養的投資分別為329億、198億和55億韓元。
大邱市位于韓國東南部的慶尚北道境內，面積約884平方公里，人口約 251萬，是韓國六大直轄市之一。
大邱自古養蠶業盛行，是麻和絹絲手工紡織的中心地帶。在20世紀50年代初，韓國將近四分之一的紡織廠分布在慶尚北道，其中63.8％集中在大邱。
在20世紀60年代初，韓國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開始起步。輕紡工業成為政府重點扶持的支柱產業。隨著1962年—1966年第一個經濟開發計劃出臺，紡織業由內需為主轉變為以出口為主；1967年—1971年的第二個經濟開發計劃進一步把紡織業確定為“出口戰略產業”。大邱紡織業基礎雄厚，廉價勞動力充裕，政府的優惠扶持政策把長期積累的商業資本調動起來，轉變為工業資本，使大邱紡織工業迅速發展。當時大邱的西門紡織品市場空前興盛。 1968年，這里匯集了全國紡織品批發商的24.4％，到1971年這一比例高達 33.7％。
韓國1987年合成纖維紡織品出口量超過
日本，躍居世界第一；大邱作為韓國紡織業龍頭老大，為此立下汗馬功勞，而紡織業名副其實成為地區經濟的支柱。1963年，紡織品出口占大邱地區出口總額的 92％；1967年紡織品出口總額達2451萬美元，在全國出口總額中約占7.9％。隨著紡織工廠、設備、織機的擴充和生產自動化提高，大邱紡織業已經形成大規模生產能力和體制，同時也帶動了關聯產業的發展。統計顯示，1987年大邱和慶尚北道的織物染色廠家共295個，其中278個在大邱，占 94.2％，占全國染色廠家總數的 40.5％。大邱成為大規模、以先進設備和技術裝備起來的新型紡織工業基地和出口基地，“紡織之都”成了大邱市的別稱。
成敗皆因規模
大邱從紡織業起家，以紡織業支撐門戶，但大邱的衰落恰恰也源自紡織業。1974年，正當大邱紡織業長足發展之際，第一次國際石油危機爆發，使紡織業高漲的景氣驟然變冷。原油價格上漲引起原材料價格和生產成本大幅上升，再加上進口國的訂單減少，導致產品價格猛跌，庫存增加，工廠開工率下降。最終大邱紡織業雖然借助景氣高漲時期積累的家底，加上政府采取緊急扶持政策，算是渡過了難關，但業內存在的問題暴露無遺。主要是：技術工人不足，技術水平低下；設備老化，準備設施及加工整理設施缺乏；生產規模零散，設施布局及生產工藝不配套；勞動條件改善遲緩，工資制度不完善等等。這些問題是阻礙紡織業持續發展的潛在因素。但是，在多種因素制約下，當時未能采取根本性對策；特別是石油危機高潮過后，出現了滌綸需求陡然高漲的形勢，結果沖淡了對危機治理的關注，非但未能進行結構調整，反倒開足馬力擴大生產，導致產量過剩，成為制約紡織業發展的一大隱患。
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使大邱紡織業再受重創。物價飆升、出口不振、國際收支赤字，嚴重打擊了大邱經濟。國內工資水平提高，原絲價格上升及日元貶值，使紡織品價格競爭力下降；特別是過剩生產擠壓了技術革新和產品質量提升，質量競爭力嚴重削弱。
而國家經濟景氣低落，更使大邱紡織業雪上加霜。石油危機之前大量生產的喬其紗等產品在倉庫里積壓，隨著“喬其紗熱”冷卻，為擴大生產規模而進口的一萬五千臺意大利捻線機成了一堆廢鐵。1980年，正常開工的企業僅占50.3％。此次石油危機讓大邱紡織業的不景氣持續了5年之久，進一步暴露了紡織業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即：單純追求規模增長和出口擴大，忽視內延發展和技術創新，導致產品結構停留在低附加價值階段難以提升。而當后發國家同樣以低成本為手段，展開大批量廉價產品出口攻勢時，大邱紡織品就失去了競爭優勢。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在結構調整和技術革新方面，大邱紡織業采取了一些對策，但由于未實行脫胎換骨的根本性變革，停留在修修補補、緊緊松松、進進停停的狀態，特別是一當出口日子好過，結構改造就放松甚至停頓。紡織業根本性的結構調整，結構性問題仍被拖延、掩蓋下來。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使大邱紡織業遭到又一次致命打擊。實際上，由于未能適應世界紡織品市場小批量、高功能、多樣化需求變化，及時進行結構調整，仍然安于以規模為主的“競爭”，自1994年起，大邱、慶尚北道地區的紡織企業就陸續倒閉，僅1994年就有近百家企業關門。
結構調整的遲延嚴重阻礙了大邱紡織業產品多樣化、質量高級化和出口市場多邊化進展，導致競爭力整體下滑。紡織業作為大邱的支柱產業，其衰落必然引起地區經濟滑坡。1998年以后，全國各市、道人均GDP比較中，大邱連續6年倒數第一，年均經濟增長率也是全國最末位。大邱也失去了對外資的吸引力， 1997年以后的8年里，外國對大邱直接投資僅3.84億美元，同樣是全國最末位。
升級傳統產業
大邱市在三次危機的沉重打擊下猛醒過來，切實認識到必須進行重大選擇：是繼續延襲過去的老路，或者是進行城市發展戰略的轉型？根據對國際產業現實變化的認識，大邱市把城市發展戰略轉型的第一步確定為實行傳統產業即紡織業的升級換代上。
做出這一決策，主要是基于兩點考慮：一是紡織業作為大邱市的主導產業，長期以來已經建立起一整套體系，形成了完整的產業鏈條，奠定了比較厚實的硬、軟件基礎，并且在世界紡織業已經獲得一定的名聲。盡管紡織業不斷萎縮，但在地區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仍然不可忽視，仍是大邱未來發展的一塊重要前進基地。二是從世界紡織業的現狀和趨勢看，紡織、服裝業完全不是“夕陽產業”，紡織、服裝產業如果與尖端技術結合，就會變成高附加值，具有無限發展潛力的“朝陽產業”。大邱市紡織業的衰落不在于紡織業本身，而是因為觀念落后導致僵化，忽視和延遲了發展戰略的轉型，導致產品技術含量和質量競爭力不斷下滑，受到了無情的沖擊。
為加快促進紡織產業升級，大邱市1998年制定了《大邱、慶北地區纖維產業培育方案》，提出了著名的“米蘭計劃”，即要讓大邱在服裝和技術上分別達到意大利和德國的水平，使韓國躋身世界纖維和服裝大國的行列。“ 米蘭計劃”的核心是全力加強技術研發，占領紡織和服裝產業的尖端技術高地。近期和中期主要是集中力量攻克納米纖維、超級細紗及智能性纖維和數字染色工程、新型服裝設計、尖端紡織機械等高附加值項目研發，將大邱紡織服裝的技術和質量迅速提高到世界先進水平。長期目標則是把大邱建設成為“東方米蘭”，使之從紡織的生產、營銷到人才培養都成為世界紡織服裝業的重要樞紐。
推進上述計劃，大邱市決定共計投資1977億韓元，其中980億韓元投向技術研發，415億韓元用于改善產業結構的設備融資支援；另外，企業技術研發服務、基礎設施改善和人才培養的投資分別為329億、198億和55億韓元。
(摘自：中國紡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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