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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于制造奇跡的中國經濟巨人，終于承認自己“病了”。2008年3月18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直言：“今年恐怕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必須在經濟發展和抑制通貨膨脹之間，找出一個平衡點，決策困難。”這樣的話出自持續樂觀的中央政府最高層，也讓官產學各界針對宏觀經濟是否“過熱”的爭論戛然而止。

作者：曹建海 來源：南風窗雜志 日期：2008-05-05 瀏覽：1348

　　善于制造奇跡的中國經濟巨人，終于承認自己“病了”。2008年3月18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直言：“今年恐怕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必須在經濟發展和抑制通貨膨脹之間，找出一個平衡點，決策困難。”這樣的話出自持續樂觀的中央政府最高層，也讓官產學各界針對宏觀經濟是否“過熱”的爭論戛然而止。

　　溫家寶得出以上結論的依據，是中國發生了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中國歷史上最惡性的通貨膨脹，發生在舊中國的國民黨潰敗期，政府濫發紙幣，物價上漲率數以億計的急劇的通脹，人們上街買糧食都要用麻袋裝錢。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也曾出現過1988~1989、1993~1995年零售物價指數超過兩位數，甚至超過20%的現象，但都通過經濟整頓很好地化解了。眼前面臨的通脹局面，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國家統計局今年以來的數據顯示，中國的消費物價指數（CPI）在1月、2月分別為7.1%和8.7%，3月為8.3%。由于流動性過剩、房地產暴利等多種復合因素，中國正面臨著通脹日益加劇的威脅。

　　 貨幣貶值的核算

　　通貨膨脹是價格持續上漲，或者說是貨幣不斷貶值的一種過程。眼下，部分居民把大中城市房價上漲看作是資產保值增值過程，而若以經濟學上理解，這種房價上漲實際上是貨幣明顯貶值的過程。無論怎樣強調住房的投資品屬性，房價上漲應成為物價上漲的重要標志，它所體現出的貨幣貶值的現象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否認的。

　　由于衡量價格或者貨幣貶值的方法很多，所以也就有多種方法衡量通貨膨脹。當代世界衡量通貨膨脹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消費物價指數，一種是GDP平減指數。

　　消費物價指數，是普通消費者所購買的物品與勞務的總費用的變動指標。在我國，國家統計局每月都計算并公布消費物價指數；美國則由勞工統計局計算并定期發布。

　　計算消費物價指數的第一步，是要確定哪些物價對普通消費者是最重要的。我國CPI當中包含八大類商品：第一類是食品，第二類是煙酒及其用品，第三類是衣著，第四類是家庭設備用品和維修服務，第五類是醫療保健和個人用品，第六類是交通和通訊，第七類是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和服務，第八類是居住。與居民消費相關的所有類別都包括在這八大類中。確定消費物價指數，統計部門首先是要通過對城鄉住戶調查，并找出居民購買的一籃子物品與勞務來確定加權數；其次，需要找出每一個時點上籃子中的每種物品和勞務的價格；第三步，計算這一籃子物品和勞務的總費用；第四步，選擇基年，每年一籃子物品和勞務的費用要除以基年一籃子物品和勞務的費用，所得的數字就是消費物價指數；第五步，用消費價格指數計算自上一年以來的通貨膨脹率。

　　消費物價指數的精確計算非常重要。因為它不僅影響商品市場和勞務市場的合同安排，還影響到資金實際利率的衡量，對于貨幣政策安排產生重大影響。可以想象，統計部門在編制消費物價指數時，竭力想包括消費者購買的所有物品和勞務。更重要的是，他們竭力希望根據消費者購買了每種物品的多少，來對這些物品和勞務進行加權。例如，在美國的消費物價統計中，最大的項目是住房，它占普通消費者預算的41%；其次是食品和飲料，占17%；下一項是交通，17%；然后是醫療保健，占7%；服裝與保養占6%；娛樂占4%；其他部分占8%。而在我國的CPI價格體系中，食品類權重占到32.74%，居住類權重為13%。

　　在我國，對消費物價指數爭議最大的，是住房價格變動是否應計入CPI，以及CPI當中居住類消費的權重問題。按照國際慣例，一般不直接統計住房價格，原因有二：一是國際上很少出現房租與房價脫節的情況；二是聯合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把住房看成是可以“生產”房租的投資品。不過，中國由于房改的歷史原因和城鄉集體土地制度的“二元結構”，市場租金與房價變化缺乏必然聯系；對于大多數以自住為目的的購房者，市場租金根本不能反映按照房屋價格計算出的“影子租金”水平。如果將“影子租金”水平計算的居住類消費額并按在家庭消費中的比重計算CPI，則現有的CPI指標，還要提高3~4個百分點。

　　通貨膨脹的另外一個衡量指標是GDP平減指數。所謂GDP平減指數，就是名義GDP與實際GDP的比率。由于名義GDP是按現期價格評價的現期產量，而實際GDP是按基年價格評價的現期產量，所以GDP平減指數反映了相對于基年物價水平的現期物價水平。相對于消費物價指數而言，GDP平減指數反映了國內生產的所有物品與勞務的價格，且物品和勞務的組合自動地隨著時間的變動而變動。

　　根據我國公布的名義GDP和增長率，我們可以推算近5年我國的GDP平減指數。對照相同年份的CPI數據，可以發現GDP平減指數較之各年CPI平均高出0.2到3個百分點（見表1）。

　　考慮到公眾對CPI統計的普遍不信任，相對而言，GDP平減指數則較為客觀地反映了通貨膨脹的實際狀況。按照近5年GDP平減指數與CPI平均1.74個百分點的平均差距推算，現階段我國實際通貨膨脹水平，肯定超過了10%。這意味著中國已經開始步入通貨膨脹深化階段，經濟有陷入貨幣信任危機的危險。

　　外儲膨脹攜手資產泡沫

　　從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進行判斷，在貨幣流通速度一定的情況下，物價水平與貨幣數量成正比，與實際產量或實際供給成反比；由于惶恐或者投機，導致一個國家或地區貨幣流通速度過快，也一樣可以引發通貨膨脹。

　　根據這個關系，容易理解以下幾種類型的通貨膨脹：一是財富大量外流而引發的通貨膨脹；二是濫發貨幣，以有限的財富對應無限的貨幣，引發的惡性通脹；三是戰爭、天災人禍造成物資極端匱乏，引起惡性通貨膨脹；四是投機盛行引發價格上升，導致人們急于拋離手中的貨幣，從而引起貨幣流動性過速的通貨膨脹。

　　還有兩種類型是外向型經濟高度發展所致：一是貿易順差的大量增加或外資的大量涌入，導致本國貨物減少、外匯及儲備外幣引起的本幣發行增加，引起國內物價上漲；二是持有外幣的貶值，使外匯儲備對應的可進口貨物出現縮水，引起本幣相對于貨物購買力的貶值。

　　在經濟全球化的現代社會，通貨膨脹發生的原因多重。一種是由于基礎產品價格、工資成本、寡頭集團暴利引起的，屬于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另一種是由于“太多的貨幣追逐太少的商品”，除了貨幣發行失控，財政赤字、投資膨脹、消費膨脹也是重要的根源，稱為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第三種屬于結構型通貨膨脹，是由經濟結構、部門結構失調引致的物價總水平持續上漲，如瓶頸部門制約、需求移動、勞動生產率上升速度的差異等造成的經濟失衡。

　　具體到中國現階段，發生通貨膨脹的原因，盡管有石油、礦石等輸入性因素，但主要是由外匯儲備和資產價格兩個因素的復合造成的。基本上，通脹主因是我國外匯儲備的持續增加。這種外匯儲備增加的源泉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長期以來推行的刺激出口政策導致的貿易順差；二是無條件超國民待遇引進的大量外國直接投資；三是國際熱錢的持續涌入。截至2008年3月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16822億美元，同比增長39.94%。其中一季度國家外匯儲備增加1539億美元，同比多增182億美元。一季度增加的外匯儲備1539億美元結匯（1美元折合7元人民幣），需要投放的基礎貨幣就是10773億元，按照2007年全年3.97倍的貨幣乘數，可創造4.28萬億元的廣義貨幣供給M2，超過了同時期人民幣各項存款增加總額。如果不是央行采取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各種對沖政策，來自外匯占款的通貨膨脹將難以控制。

　　資產價格過高，也是推動通貨膨脹的原因。房價過高，并不表現為建筑成本的上升，而表現為地價拍賣暴利、開發商暴利、炒樓團暴利等。由于我國城鎮家庭房產開支占家庭財富開支超過一半，房產價值的膨脹，將不可避免地推動普遍通貨膨脹。當勞動者看到自己所能承受的住房水平如此之低，自然形成要求提高工資以及降低各種日常開支的預期。房價高漲對通貨膨脹另外一個傳遞渠道在于，由于房屋和農副產品生產使用的都是土地，住房價格上漲最先傳遞的就是農副產品；農副產品的價格上漲，則要傳遞到工業產品的價格，引起整個消費品價格水平的上漲。

　　股市的非常規高漲同樣推高通貨膨脹預期。這種預期一方面表現為股價上升的財富效應，推高物價水平；另一方面是股價高漲對其他資產價格的示范效應，引發其它商品投機和資產價格的整體上漲。中國對股市采取的少有的鼓勵投機、減免稅收的政策，也引導了中國股市的非常規性擴張發展。

　　外匯儲備增加引起的流動性過剩，還在房價、股價上漲之后，帶來了消費品商品的上漲空間。就是說，如果外匯儲備不增加，我們貨幣發行是正常的，房價、股價漲起來并不一定導致農副產品價格的上漲，因為流通中的錢不夠用，房價、股價漲了以后普通消費品價格甚至還會降下來，而加上外匯儲備不斷膨脹這一條件，形成的就是全面的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的直接危害，不僅造成社會財富的大范圍轉移，而且嚴重影響了中低收入人群的基本消費能力，它可以改變人們對未來時期物價上漲的預期，并進而陷入惡性通貨膨脹的漩渦而不能自拔，引發社會、政治上的動蕩。

　　在中國追求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在實體經濟上對房地產業和出口過度依賴，而前者甚至成為既得利益集團對公眾財產的掠奪平臺；在虛擬經濟上，股市的過度炒作也造成了上市公司及其股東對社會財富的巧取豪奪。這些復雜因素決定了，治理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需要多管齊下，通過緊縮的經濟政策，抑制不合理的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需求；擴大財政支出的民生取向，擴大社會財富分配對勞動者的傾斜，努力擴大國內消費，形成健康的依靠消費拉動經濟的良性循環；采取有力的宏觀調控措施，化解資產價格泡沫；在合理調整匯率的同時，嚴厲打擊國際熱錢的非法套利行為，等等。

　　（作者系社科院工經所投資與市場研究室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