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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兩會”新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的蔡昉，也是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蔡昉的研究領域跨度很大，涉及農村經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經濟增長和勞動力遷移等諸多領域，研究成果引人注目。同時，蔡昉又是個樸素的人。他說：“我不是弗里德曼的信徒，也不是凱恩斯的信徒，我不過是中國農民的信徒，他們最會制度創新?！?/P>
作者：陽 敏 來源：南風窗雜志
今年“兩會”新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的蔡昉，也是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蔡昉的研究領域跨度很大，涉及農村經濟、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經濟增長和勞動力遷移等諸多領域，研究成果引人注目。同時，蔡昉又是個樸素的人。他說：“我不是弗里德曼的信徒，也不是凱恩斯的信徒，我不過是中國農民的信徒，他們最會制度創新?！?/P>
從去年至今，物價上漲都是人們最關心的話題。同時，勞動力短缺成為長期趨勢，勞動力成本上漲，又使得當前的經濟形勢更為復雜。本刊記者在北京對蔡昉進行了專訪。
通貨膨脹與務工收入
《南風窗》：從去年至今，物價上漲都是人們最關心的話題。同時，勞動力成本上漲，又使得當前的經濟形勢更為復雜。我想，讀者非常希望了解您對于當前物價上漲的看法。有專家提出要防止務工收入過快增長，以作為緩解通脹壓力的方法之一。這個觀點引起了很大爭論。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蔡昉：那我們就從這個觀點談起吧。首先，這個觀點肯定是錯誤的，也可以說它一半對、一半錯，但根本上是錯的。
它一半對，就是說它也很難得，它把現在中國面臨的通貨膨脹壓力，或者說是結構性的價格上漲和農民工的務工收入掛起鉤來，應該說相當多的人并沒有看到這一點?，F在大多數人都在講，防止通貨膨脹歸根到底要用貨幣手段。因為大家很容易就引用弗里德曼的說法，“通貨膨脹不管何時何地都是貨幣現象”。換言之，通貨膨脹是因為貨幣發行多了，最后就是要收緊銀根、緊縮信貸。
你提到的那個觀點有難得之處，因為它表明了一個結構性的關系。比如我們說農民越來越多進城打工，中低收入家庭因此而增加了收入，他們收入提高以后，也就是說，整體上收入分配狀況有所改善，改善以后有兩個特征：第一，他們（中低收入家庭）消費傾向比較高，也就是說，收入增長以后他們最容易是去消費、去買東西。第二，這一類家庭的恩格爾系數比較高，也就是說，他們提高收入以后，消費的主要支出在食品上，因此造成食品的上漲，現在的通貨膨脹率里頭80%以上都是食品價格推動的，而所謂的核心CPI實際上沒有什么上漲。所以，我覺得從這一半看是正確的。
那么，關于弗里德曼的說法，“通貨膨脹不管何時何地都是貨幣現象”，其實我并不是認為這句話不對，但是從字面上去理解它，沒有什么可操作性──除非你認為任何時候有任何物價上漲就是貨幣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收緊銀根、控制信貸。所以我認為這種說法還是比較片面的，從理論上看是很徹底，實際上并不一定對癥。
其實細想，從弗里德曼本人來說，他自己也有這種結構分析的方法論。比如說，他為了批判過去通貨膨脹和失業的關系，對失業做了結構分析，從失業里頭剔出了一塊，叫做“自然失業率”，就是和經濟周期沒關系的失業，它總是存在，包括結構性的、摩擦性的失業。我想說，要是我們按照這個方法做結構分析，我們同樣可以說，畢竟不同時期出現的通貨膨脹，總是有不同的漲法，那么我們看看這次是什么樣的情況──既然這輪價格上漲主要由食品價格推動，食品價格又是中低收入家庭增加收入引起的，那么我們要著眼這一塊。
至于說到務工收入上漲，那是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的反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沒有任何合理的手段，也沒有任何理由要去干預勞動力價格的形成。再者，經濟發展到了這樣的階段，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對勞動力的需求增長快于勞動力的供給，是一個可喜的現象，是收入分配整體改善的前奏。此外，普通勞動者工資上漲，或者說中低收入家庭收入的增長，解決的是基本生活標準的問題，而我們關心價格上漲，也是擔心影響普通家庭的生活，所以，實在沒有道理通過抑制這個群體收入的增長，去緩解通貨膨脹壓力。
《南風窗》：在2008年兩會期間，《金融時報》的記者向溫家寶總理提問：中國是否打算放緩經濟的增長，甚至冒增加失業的風險，去應對通貨膨脹壓力？溫總理的回答是，我們必須在經濟發展和抑制通貨膨脹之間找出一個平衡點。食品價格，普通勞動者工資上漲和抑制通貨膨脹的關系怎么看呢？
蔡昉：正確地認識通貨膨脹的原因非常重要。既然當前物價是和中低收入階層收入改變有關系，而且食品價格上漲中由需求所拉動的這一塊，對農民也是有好處的，農民從中也得到了利益──并不是說農民從所有農產品價格漲價中都得到好處了，像生產成本推動的部分，得不到，但是完全由需求拉動這個因素是可以得到的。因此，當前物價上漲本身對農民是有好處的，也是城市或者農村打工者們，也包括農民自身收入增加的一個結果，所以它本身并不一定是一件壞事。所以，在這個時候，如果不管是什么通貨膨脹、或者是什么結構的物價上漲，反正它是貨幣現象，于是集中來一個完整的方案，然后讓經濟冷卻，結果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著陸太硬的話，就業就會下降，失業就會上升，城鄉居民從就業擴大中得到了好處又回去了。
到時候，即使壓住了，或者沒有導致明顯的通貨膨脹，但是居民的收入在下降，而通貨膨脹其實怕的也就是中低收入家庭承受不起。
那么，我們要針對食品價格的問題去解決，增加供給。增加供給，改善流通環節都是可以穩定價格的，比如種糧直補，降低糧食流通環節的成本就是有效增加供給的政策思路。緩解食品價格提高的壓力，對農民、對消費者都是有好處的，都不會造成傷害。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要防止務工收入過快增長，以作為緩解通脹壓力的方法之一”這個說法，一方面，它把務工收入和通貨膨脹聯系起來，這是正確的，但另一方面，它的結論肯定是錯的，這個結論根本上還是方法論上的錯誤。記得前兩年吧，大家幾乎是一個共識，都講要給農民工漲工資，我記得李劍閣說，人為提高農民工工資的話，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喪失得就會快，結果招來一片罵聲。其實，問題在于：誰給農民工漲工資？政府沒有辦法給農民工漲工資，政府只能給公務員漲工資，那么給農民工漲工資只有市場供求關系。所以，當時官方的人士、民間的學者，人人都在講，應該漲，也沒漲成，后來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發生了變化，出現了“民工荒”，這個時候，農民工的勞動力轉變為緊缺，結果工資普遍上漲，從2004到2007年，一年比一年漲得快，這是市場供求起的作用?，F在又說不要讓它漲，說要“防止務工收入過快增長”，跟上次要它漲是一樣的，問題在于：誰不讓它漲？我相信政府也不會這么做。
所以，反過來說，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即使在通貨膨脹壓力比較大的情況下，繼續保持城鄉就業的擴大，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甚至直接給困難家庭以補貼，實際上就能支撐一個相對穩定的食品價格。那么，一方面，物價上漲造成的損失，通過就業和工資上漲可以得到補償，另一方面，農民也能持續從農產品價格上漲中部分受益。所以，真正的出路還是增加供給、增加工資，增加供給同時也增加收入嘛。因此，防止通貨膨脹的同時也要防止失業提高，防止經濟過熱的同時也要保持必要的增長率，這樣才能達到總理說的平衡。
勞動力短缺使改革出現激勵相容
《南風窗》：2008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這30年來，中國的城鄉關系也在不斷調整。您是否能從制度變革的角度，來談談改革開放不同階段城鄉關系的變化？
蔡昉：實際上，我們可以把中國農村改革開放30年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改革時期，傳統體制已經走到盡頭，與此同時，中央解放了思想，準備讓農民休養生息了，因此實行了家庭承包制，改變了農業的基本經營制度，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是第一步改革。過去人們關注這一階段改革，主要著眼于解決激勵問題，提高了微觀效率。其實，它釋放出勞動力，并推動他們流動起來重新配置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和根本的。
第二步改革，國家把主要精力放在城市的改革上面，實際上是忽略了農村。但是農村還要給自己找出路，最后主要出路就是勞動力轉移。換言之，農民說，我在承包以后，農業生產中的資源配置已經很好了，但是我富余了勞動力，這個時候國家也不會給我大量資金把勞動力配置起來，所以，我就開始走出去了。
這時候，雖然農村流動勞動力與城市居民和地方政府不斷地進行博弈，但是不管怎么說，勞動力市場管制還是越來越放松。因為勞動力流動本身還是雙贏的局面，城市發展、城市改革也需要這部分勞動力。總的來看，第二階段可以看作是勞動力大規模的轉移。
第三階段，國家開始主動調整城鄉關系，調整改革城鄉既定的利益格局。為什么呢？因為，第一，近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國家有了財力。那么，有了財力的時候，如果方向清楚了，可以進行卡爾多·?？怂故礁倪M──不像過去的改革叫帕累托改進，非得說沒有損失我才能干?？柖唷は？怂故礁倪M，就是說有人可能有損失，但是總的收益大于總的損失，這個時候由國家來補償那些受到損失的。所以說，第三階段重建城鄉關系的核心，是國家開始用讓利的方式、用補貼的方式、用花錢的方式來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包括新農村建設、兩個傾斜，包括實行各種各樣的社會保障項目等等。
在這個時候，出現勞動力短缺對改革的意義就在于，國家想調整城鄉關系改善農民工的待遇、改善農村的狀況，然后縮小城鄉社會福利的差別，公共服務的差別，最后是縮小城鄉收入的差別。國家想干這件事兒，而且愿意拿錢，與此同時，勞動力短缺使得地方政府和企業也能夠接受這樣的調整思路──只有繼續改善這種狀況，才能夠得到充足的勞動力供給，才能保持持續的經濟增長，因此，改革成為一種激勵相容的局面。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再加上我們30年改革的積累，結果是城鄉關系的全面調整。勞動力的短缺，準確地講，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成為實現城鄉統籌的新制度變遷的一個必要條件。
《南風窗》：實際上，戶籍制度改革也應當是統籌城鄉關系的一個部分。
蔡昉：現在大家都在努力改革戶籍制度。媒體也特別愛報道這件事兒，一會兒說這個城市搞了，一會兒說那個省全省都搞了，我怎么看也看不出來搞了什么戶籍制度改革。后來我們就做了一些研究，分析了一下，結果發現，人們的意圖是好的，想擴大一些條件讓更多的人落戶。甚至有的地方索性就放得更開一些，歡迎落戶。但是，很快就發現，落戶怎么了？想到這里落戶的目的是想得到社會福利、公共服務，給不了我，我干嗎要落呢？你想給我，又給不起，最后有好多地方的改革停了，收回了，就是不知道該怎么辦了。我并不是說戶籍制度改革失敗了，但是，它暴露出一個問題，大家認識到戶籍制度改革的核心不在于人口登記的問題，而是城鄉之間的社會福利差別。
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考察這個問題。一個是說，如果沒了這個城鄉公共服務上的差別，放開戶口無所謂，不會出現所有人都非要遷入的情況，也不怕蜂擁而至；另外一個角度就是說，如果給得起這個公共服務，就可以更大膽地放開戶籍。2008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已經用大量篇幅去講公共服務的平衡——把鴻溝弄得淺一點，也就創造了戶籍制度改革的條件。所以，2002年“十六大”以后的農村政策，這種新的調整城鄉關系的內容越來越多，總理目標十分清楚，核心就是通過多予少取，逐步填平這個鴻溝。
延緩人口紅利
《南風窗》：您認為，勞動力逐漸短缺之后，“最大化就業”可以替代“人口紅利”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怎樣在制度和政策的層面落實“最大化就業”呢？
蔡昉：其實也不是說替代，歸根到底我們講人口紅利是因為有充足和相對便宜的勞動力。如果勞動力開始短缺了，勞動力成本提高了，也就意味著在喪失這個優勢──但是，勞動力短缺的程度和速度，以及勞動力成本提高的成本和速度是可以調節的。假如說，我們現在實行一個非常嚴格的、不講理的戶籍制度，恢復到80年代的戶籍制度，你可以想象因為大量農民工不能進城，勞動力短缺程度就會高得不得了，工資得成倍地漲才能找到工人。相反，如果勞動力供給繼續增加，就可以延緩目前的人口紅利。所以，第一是要繼續實行城鄉就業優先的政策，把城市本身失業的、下崗的、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人吸引過來，增加了勞動力供給；第二是讓農業生產率提高更快一些，機械化程度更高一些，提供更多的剩余勞動力；同時，通過提供培訓、提供更好的服務等等，把40歲以上，可能不想轉移的勞動力（他們還是富余著呢）也吸引進來──從城市看，我們過去的調查顯示，平均實際退休年齡是51歲，而我們勞動年齡人口是從16歲到64歲，51歲~64歲這一段人口占全部勞動年齡人口20%，如果51歲就退休了，就是說有1/5的勞動力沒有用上。所以說，如果把這部分人很好地開發出來，那么就可以延緩人口紅利，而不是說替代它。
延緩人口紅利，從理念上講，是“就業優先”原則──也可以說，不管政府制訂什么政策，包括戰略規劃（“五年規劃”）、產業政策、宏觀經濟周期政策，或者產業政策等等，首先要用是不是有利于“就業最大化”的標準來衡量，如果不符合這個標準，就說明這個政策制訂得不對，就需要修改。這是一個大原則，以剛才我們談的通貨膨脹為例：非說通貨膨脹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貨幣現象，然后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不發信貸、提高利率，最后，它是對治理通貨膨脹直接有效呢，還是對打擊就業直接有效呢？我相信，最直接的效果肯定是打擊就業，肯定不是治理通貨膨脹。
《南風窗》：那么，從具體的方面講，政府可在哪些方面有所作為？
蔡昉：如果具體來說，比如說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們現在的失業率有三個組成部分，首先是“周期性失業”，它和宏觀經濟周期相關，然后是“結構性失業”和“摩擦性失業”，它們統稱“自然失業率”，約占整個失業率的70%，甚至更多?！白匀恍允I”是什么造成的呢？是勞動力市場的功能。勞動力市場是否完善？有沒有好的培訓？有沒有好的信息？各種各樣的中介服務夠不夠，有沒有效率？這些就是政府應該做的。具體來說，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職能定位，就是解決自然失業的問題，不要把太多的職能攬于一身。而周期性的問題要由宏觀經濟部門例如中國人民銀行和財政部去負責，要讓這些部門的職能中明確地包含擴大就業、防止和治理失業這樣的內容。只有明確了責任，政府促進就業、維護勞動力市場競爭性的作用才能得到有效發揮。
勞動力市場里的中國經驗
《南風窗》：您與林毅夫、李周兩位學者的合作成果《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引起很大關注。林毅夫教授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后，提到“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經驗。從人口和就業這兩個角度，您怎么闡釋中國經驗呢？
蔡昉：勞動力市場發育的中國經驗，可以從以下幾個特征觀察到。
第一個特征是增量調整與存量調整兩種改革方式并用。一般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特點是以增量調整為主的漸進方式。然而，勞動力市場的轉型與發育卻結合運用了漸進和激進的兩種方式。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勞動力市場遭遇沖擊，并主要表現在城市公有經濟部門職工大規模下崗、失業之前，非公有經濟已經得到了政策肯定，并獲得了一定的發展。同樣，由于城鄉勞動力市場在此前得到的發育，使得遭受沖擊以后的高速經濟增長同步地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不僅化解了嚴峻的勞動力市場沖擊，而且通過各種市場化的途徑促進了就業、再就業、創業和勞動力流動，使城鄉就業增長實現了一個新的跨越。
第二個特征是數量調整和價格（工資）調整兩種改革方式并用。其他轉軌國家的經驗表明，由于轉軌時期的經濟增長衰退，在勞動力市場的調整中，當以數量調整為主時，則出現嚴重的失業現象，造成社會動蕩。而當以價格（工資）調整為主時，由于工人工資大幅度下降，會產生嚴重的貧困現象，同樣導致社會不安定。中國的就業制度的改革經歷了若干步驟，把兩種調整方式加以綜合利用，最大限度地發揮了改革的正面效果，而消除了調整的負面效果。
在改革較早階段，通過邊際改革的方式進行了工資的調整。通過吸引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入城市勞動力市場，以及用新的機制吸納新增勞動力，把計劃經濟時期和改革初期形成的制度性工資調整到接近市場均衡的水平。隨著這個新生勞動者群體規模的擴大，總體工資水平逐漸接近市場均衡水平。但是，對于已經在國有企業和城鎮集體企業就業的工人來說，制度性工資卻成為既得利益，難以調整，同時形成了大規模的冗員。繼而，借勞動力市場沖擊的時機進行了數量調整。一方面，大規模失業和下崗以一定的代價實現了數量調整，另一方面，失業群體在實現再就業的過程中，只能接受市場形成的工資水平，從而同時進行了工資的調整。而工資調整的結果意味著勞動力資源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通過市場配置，從而有利于就業的擴大，進而消除了數量調整的負面影響。
第三個特征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兩種改革方式并用。中國就業制度改革過程具有激勵相容的特點，即城鄉勞動者追求收入增長與各級政府追求提高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差距的目標，在擴大就業這個點上相會。在整個勞動力市場轉型過程中，一方面是尋求就業機會的城鄉勞動力突破制度的束縛，自發地跨越城鄉、地區、部門和所有制界限，另一方面是政府因應這種勞動力流動性增強的新情況和新的制度需求，有節奏地放松制度限制，并相應地對傳統體制進行改革。在遭受勞動力市場沖擊的特殊時期，為了應對嚴峻的勞動力市場壓力，政府不僅著眼于通過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對失業群體進行社會保護，更重要的是利用各種有效手段擴大就業，并在實際中逐步確立了就業優先的政策制定和實施原則，因此，這種上下結合的改革方式，保證了政府職能與市場作用的方向通常是一致的。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備案號：1101080202365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