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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Gustav-Ranis演講(圖)

來源：新浪財經

　　2008年5月25-27日，由復旦大學舉辦的上海論壇在上海召開。新浪財經獨家直播此次大會。圖為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Gustav-Ranis做主旨演講。(來源：新浪財經 白鵬輝攝)

　　2008年5月25-27日，由復旦大學舉辦的上海論壇在上海召開。新浪財經獨家直播此次大會。圖為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Gustav-Ranis做主旨演講。

　　Gustav Ranis：非常感謝，非常感謝論壇對我的邀請。首先我要對在四川地震當中遇難的災民深表哀悼。并且我要對中國人民以及中國政府對地震災害當中所表現出來的應對措施和表現表示敬意。我非常高興能夠來到這里。

　　我想要跟大家簡要介紹一下過去的發展，因為大家對過去都了解的很清楚，我就不詳細講。各個國家發展有一定的模式，我想我們可以重溫一下。

　　首先講一下，發展的條件。一般來講在發展中國家，政府擺脫了殖民主義，以及和殖民主義相關市場的模式。在這些發展中國家主要是以國家來修正體系，提出了建設社會以及建設政府等想法。然后一開始大部分的社會都是體現出了很強的民族主義的色彩，大家對一些國家的體系也很熟悉，對一些概念也很熟悉，比如說出口替代概念。之后大家就把發展等同于工業化，在這個過程當中大家覺得農業是順帶來做的事情，跟著工業化走的。而且當時有一種悲觀主義，那么對農業方面的應對，以及對出口都有一種所謂的彈性悲觀主義。我們今天所講的福祉，就我理解，主要是包括扶貧，以及改善收入分配。在當時是被推遲了，大家都說以后可以考慮這個問題，我們先把經濟發展起來之后，再考慮這些福祉方面的問題。在早期的進口替代階段，在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結束之后有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就是進一步介入中級階段，進入到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生產，提高進口替代的層次。在這個過程當中，常常會對出口進行補貼。因為如果不補貼的話，低效率就使出口沒有競爭力。第二種選擇就是出口替代。要轉為國內市場生產，然后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

　　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都選擇介入了中級的進口替代階段，因為這個比較容易，體系不需要轉變，而且大家在第一階段也是感覺效果不錯，而且也是愿意再做第二階段。只要效率好，而且有自然資源的話，還是可以這樣做的。大部分的東亞他是選擇了出口替代，中國的臺灣可以說是一個極端的例子，泰國和印度尼西亞是位于當中，其實是有點紅色的，不是灰白的，他們主要是在教育方面，從初級教育進入到中等教育。那么出口替代就更加要靠價格了。這個時候就是在于農業和出口的價格必須要具有競爭優勢。而且在農業和非農業發展之間要取得平衡。而且在這當中農村的非農經濟是非常重要的，在這種情況下就業、扶貧、收入分配、以及人的發展，也成為當時增長的模式。也就是說盡管并沒有放棄增長，增長也是很重要，但是它已經被視作一種手段，而不是最終的目標，這是指出口替代的類型。

　　下一個階段就是在勞動力過剩之后，剛才吳教授也說到，中國是不是出現勞動力過剩的問題，是不是還有1億或者2億的人口在勞動力轉移過程當中釋放出來，這個還沒有一個結果，還有待與我們進一步的討論。但是即使我們勞動力都轉移出來之后，就進入到科學發展的階段，剛才吳教授也提到了，就是我們要進入到現代經濟增長的階段。而且要從中級教育轉移到高等教育，也就是從日本人講的雁型模式，越來越多的強調資本密集型以及技術的發展。

　　我要再談一下，臺灣地區和中國大陸的情況。我們說過臺灣地區和中國大陸可以說是東亞比較極端的兩個例子。我覺得可能是東亞的兩個比較極端的例子，他們是用出口替代。一開始的條件是比較有利的，不能忘記的。以前在臺灣有很多日本的殖民主義者他們提供了很好的農村基礎設施，而且在二戰之前也有很好的農業的增長。在1931年到1937年這段時間，每年還有4%的增長，有60%的就業都是在農村，有33%的GMP也是在這個領域。還有農業也占到了出口的很大的部分，而且在臺灣也是非常強調教育，我覺得這就會帶來一個優勢。另外還有一點自然資源的缺乏也是一個優勢，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特別是在拉美國家和一些其他亞洲的國家，像在菲律賓，我們看到因為有自然資源，可能就會忽視人的因素，或者經常去用這種勞動密集型的、出口導向型的模式。一會我也會再談到荷蘭病的問題。

    所以臺灣從50年代到60年代初的時候就是進口替代，跟其他國家一樣，但是相對來說它是比較溫和，比較簡單的，他們同配額到關稅、統一匯率，然后打擊通貨膨脹，另外他們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土地改革，叫耕者有其田。另外他們還把一些非常大的前日本的公司進行了私有化，而且也有很多從大陸的人，從1949年，當蔣介石到臺灣去的時候，有很多大都的人進入到臺灣。而且臺灣當時還繼續不斷地支持農業，不斷地強調在農村地區的研發。而且也從大米和糖轉為那些更有經濟價值的蘆筍、蘑菇等等的發展，還有農民協會的發展，這也是日本人留下來的情況。

　　在進口替代階段之后，他們選擇了出口替代的階段，從60年代到70年代，也提出了19點改革的意見。而且那個時候美國也告訴臺灣，在1965年之后不會有外部的援助，這就使臺灣人覺得不能依靠國外的資本，只能依靠自己。他們對出口進行了退稅，還有出口加工區、還有保稅工廠，還有優惠的利率。但是當時國內的市場還是比較受保護的，就是大幅度地推出口。而且有開始是出口糧食，后來就變成鞋、紡織品、電子品。1952年的時候出口當中的90%都是農業，轉為到了80年代的時候90%的出口都是非農業的東西。我要特別強調的一點，在臺灣農村地區非農業活動的大幅度擴展，基本上都跟服務業有關的。而且它的增長速度比城市的工業和服務也還要快。所以土地就變成了農村地區的煙囪了。也就是說有很多人都離開了農村，后來又回來，所以農村非農業的發展是比農業更加的勞動密集型。根據克瑞斯的描述，有分散增長的惡化，但是其實在臺灣的例子是不能夠顯示這一點。經濟系數是從0.5下降到0.3，0.5是50年代的時候，貧窮大幅度的下降，義務教育也從6年上升到9年。還有一個臺灣非常有意思的例子，就是非常強調中級的職業教育，這是很多發展中國家都忽略了，但是這個職業教育在臺灣非常被強調。在66年到1974年的這段時間職業教育上升了6倍，教育本身也很重要。

　　在1970年之后，根據我跟費教授一起做的調查，1970年之后，臺灣進入到科學發展的階段。然后我們看到國內經濟開始開放了，1980年的時候出現了關稅下降。中小行業仍然受到鼓勵，高等教育也越來越受到關注。還有一點非常重要，也是前面吳教授談到的，就是我們必須要鼓勵技術的發展，特別是在那個階段當中，所以我們看到技術研究機構在1973年的時候成立，還有新竹科技園區在1979年的時候成立。新竹科技園區主要是側重研發，它占GDP的比例從1%上升到2.2%，但是這個沒有包括我所說的藍領的研發，也就是說那些穿藍領的工人做的研發是沒有被記錄下來的。還有很多人都是從硅谷回來，他們最早是從臺灣到美國去，然后又回來了，有70%的技術研究機構的人都是由海歸派來管理。另外農業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從由賺錢的財源就變成受補貼的行業。而且技術的出口到50%，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就轉到中國、印度、菲律賓和越南。而且我們也看到現在的支柱的重點從農業也轉到了生產和工業。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對知識產權的觀念和態度。以前很多發展中國家，包括像臺灣地區，他們都是像知識產權的盜版者，現在他們也開始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這也顯示出他們開始走到了技術發展的前沿。還有腐敗在臺灣也還是有的，這在任何國家都有，在美國也是。但是相對在臺灣整個機構相對來說能力還是比較強的。另外基尼系數也是有所下降。

    　我們再來看一下韓國的情況，韓國一開始的情況并不是像臺灣那么好，可能是因為天然的條件，包括氣侯條件，也不太適合于種雙季稻。日本在韓國殖民的政策，其實跟在臺灣一樣，也推出了一些農村的協會，但是韓國稅收的政策跟臺灣不一樣，所以并不是非常成功。在韓國一開始農業是相對來說受忽略的，直到70年代推出了，新村運動，從這個角度來講他們損失了十幾年的時間。農村的研究相對于農村的產出只是占到中國臺灣地區的1/2。 另外美國的援助是一直在進行的，所以說韓國就對改革的壓力并不是非常大，所以說外資不管是私營的還是公營的，都可能使人們沒有要改革的緊迫感。

　　我們在這里看到臺灣地區的外國資本只是占到15%，在所有投資當中的15%。但是在韓國所有的投資當中60%都是外國資本。所以韓國的工業化更加資本密集型一些，出現了很多的大財團，而不像臺灣地區有很多都是中小型的企業。另外臺灣地區和中國大陸也沒有受到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很大的影響，主要是穩定的金融匯率政策。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主題，關于中國的情況，我并不是中國問題的專家，所以說如果我一會的講演當中出了什么錯誤，請大家理解，如果有什么誤解的話請大家原諒。

　　我的確覺得中國也是在進口之后選擇了出口替代，這樣一條路。據我知道它在全球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包括在經濟增長，還有在1978年改革之后，在扶貧方面也取得了非常多的成績。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八十年代靠農業，九十年代靠制造業和服務業。但是基尼系數反而越來越糟糕，這幾年有人說接近0.6了，但是肯定在上升。而且有人說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在不斷的增加，這也是政府很關注的問題。所以我們看到縱向經濟系數和橫向對不同地區的影響。這兩者之間出現了不平衡。主要采取的行動在2004年對農民的征稅取消了，而且開始提供一些補貼。1998年的時候農村的合同延伸到30年，這給農村一些安全感，但是他們還是有不安全性，比如說具體實施的問題。我們也聽到很多地方政府收了農民的土地，但是政府沒有給足夠的補貼。這個問題在過去十年大概增長的15倍。另外在貿易條件方面似乎也是更加有利于城市地區，這也是政府非常關注的一個問題。

　　從旁觀者的角度來講，我想告訴大家的是，我認為未來中國需要解決的問題和未來的一些需要是什么。吳教授前面剛才也已經提到了其中的一些，我覺得對農業的研究有可能是被忽視了，因為一開始從公社制度轉為責任制的制度是一個很大的提升。其實本來應該要繼續不斷的有農業方面的研究，能夠讓這個制度繼續保持下去，但是這方面農村的研究似乎有點被忽視了。另外就是說對那些小城市要更鼓勵他們的發展。還有非農業的活動要進一步的鼓勵。說到臺灣地區，農村有60%的收入都是來自于非農業的活動。

　　另外我也知道，中國似乎是有兩種情況。有些就是純粹的農民，還有一些是民工。然后對于那些想要成為城市工人的那些農民來講，還是有一些困難。所以我覺得這對農民工的問題也需要進一步的關注。要確保，特別是對那些小城市到大城市來的，流動性要更強。還有一點也是剛才吳教授所提到的，就是說投資比例有的時候很高，高到50%。肯定會帶來回報比較低的情況，所以我們還得要強調投資的有效性。就是跟TFP有關的投資效率的問題。另外前面我也已經暗示到，我覺得我們需要在農村產權方面給出更多的保證。比如說99年的租賃權。我覺得我們需要在關于農村農業的研究方面，以及保證長期給農民的保障方面要做更多的研究。

    另外一點，剛才我說到了“荷蘭病”的話題，其實我的擔憂就是大家知道中國也吸引了很多外國直接投資，這是好的一面，但是也會帶來問題。一個問題就是說會使我們過多地強調資本密集型，有的時候可能不需要這么多資本密集型的行業投資。另外對匯率的影響，前面也有人提到了，這可能是比所需要的影響更大。我要談到的第二種荷蘭病要比匯率更加重要，如果我們有非常多的外國資本進入中國，不管是私營資本還是公共資本，這會使得我們做決策的時候就強調增長。對于未來經濟增長發展，和財富會有更多的強調。中國的增長率一直是10%到11%左右。隨著進一步的發展，有可能5%到6%的有效經濟增長率更加有效的一個方法，而不是說一定要每一年都是通過投資導向型的，來實現經濟10%到11%的增長。

　　前面我已經說過了，關于過度資本的密集，可能我的數字稍微有些高了，這里提到3億工人，有可能在中國的內陸地區還有一些農村勞動力可以轉移出來，不見得有3億這么多。還有就是腐敗的問題，我也看到一些估計的數字說有10%的政府支出都是受到腐敗的影響，有可能影響GDP下降3%。當然政府現在也會對一些大型案件做懲罰。但是問題是對于那些小的項目，我們是不是能夠減少所需要蓋章的數量。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中國老齡化的問題，到2050年中國的平均年齡大概是45歲，要比2005年的平均33歲又提升了，這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關注社會保障、養老金的改革問題，還有包括對國企之外、私營企業員工的員工福利問題。另外關于健康問題，我知道非國有企業的員工，特別是在農村地區，他們就是以家庭來承擔他們的健康問題。還有在教育問題，在1986年教育就轉到了還沒有做好準備的地方政府身上，只有43.5%的城市人和8.5%的農村人口獲得了高中以上的學歷，平均求學的年份已經從7上升到了10年。對教育的投資也從GDP的2.2%下降到2005年左右的1.9%這樣一個比例。還有人員的發展這是非常關鍵、非常重要的，我也希望能夠強調，增長只是更好的人力發展的手段，只有人的愉悅才可以使我們有更快愉快的生活，增加人的壽命。重要在扶貧方面做的非常成功，但是在人的發展方面還有很大的空間。我也做了一些研究，但是由于時間的關系，沒有機會詳細介紹了。

　　如果一個國家，是在增長和人的發展方面都表現平均比較好的話，那就是一個良性的循環，等于說更多的增長會帶來更好人的發展，更好人的發展會帶來更多的經濟增長。東亞總體來說在這方面表現還是不錯的，在這方面低于平均水平的話，就會出現一個惡性的循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就是這樣。這里會出現非對稱性，有的地區在增長方面要高于平均水平，但是在人的發展方面低于平均水平。我們也做了一些工作。如果你在人的發展方面高于平均水平，增長方面低于平均水平，你是可以畢業的，達到一個良性循環。如果你是在人的發展方面低于平均水平，增長方面高于平均水平，我們發現，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真正地進入良性循環。

　　因此我們的觀點就是，在所有的發展當中我們不能先考慮發展，后考慮人。如果人的發展方面落后了，我覺得中國今年恐怕就有這樣的情況，在健康、教育、在農村地區的飲用水方面都沒有供上，那么就必須要加以改進，要加強對人的增長的關注。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