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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圖)

來源：新浪財經

　　2008年5月25-27日，由復旦大學舉辦的上海論壇在上海召開。新浪財經獨家直播此次大會。圖為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來源：新浪財經 白鵬輝攝)

　　2008年5月25-27日，由復旦大學舉辦的上海論壇在上海召開。新浪財經獨家直播此次大會。圖為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做主旨演講。

　　吳敬璉：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轉型中國經濟發展面臨挑戰”。我想盡量在20分鐘里面為這么大的一個問題做一個框架性的介紹。

　　中國經濟在30年的改革開放里面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現在已經步入人均2000到3000美元這樣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這個新階段里面，中國面臨著一系列的嚴峻的挑戰，需要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

　　中國過去經濟增長模式的特點，是由要素投入和出口需求驅動。這種增長方式曾經有效地支持了中國經濟的超常的高速度增長。但是一些問題在近年來逐步的顯現。從要素投入驅動這個角度去看，出現了這么一些挑戰，而且變的越來越嚴重。第一個、就是因為大量的土地和自然資源的投入，造成了資源的短缺和環境的破壞。第二個、是由于資本要素的超常的投入，引制了投資和消費的失衡。第三個、這個超高速的增長是靠大量的勞動投入實現的。在早期階段大量的廉價、低成本的勞動投入沒有遇到太大的問題。但是在近年來出現了新的問題，就是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這里我稍微講一講，這個問題現在在國內是有爭論的，雖然談這個問題在Gustav Ranis面前有點班門弄斧的意思，但是這個問題牽涉的很大，所以我還是稍微說一點。

　　就在三年以前中國社會院人口研究所的所長蔡昉教授，根據大量的調查研究，提出了一個論點，就是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出現。這就意味著劉易斯說的勞動無限供給的情況已經過去了。出現了勞動力供給的緊缺。他們后來發表在2006年的人口所的綠皮書上，他調查的情況。他是由許多經驗數據支持的，這個經驗數據主要是兩個數據，一個是他們做了大面積的調查，發現包括邊遠地區的農村，可以轉移出去的勞動力，基本上轉移出去了，這是一種數據。另外一種數據，農民工的工資開始上升，從2003年開始持續的上升。這是一種觀點。

　　另外還有一種觀點，美國一些研究中國城市化的學者認為蔡昉教授做的論壇是不準確的，根據他們掌握的數據中國現在農村至少還有1億的勞動力需要轉移，沒有轉移到城市的非農產業。我曾經也請他們兩方做過討論，做過對話。我的判斷是這樣，就是他們兩方說的都是有道理的，蔡昉教授說的是可能夠轉移出去的勞動力基本上都轉移出去了。他并不否認現在農村還有大量的應該轉移，但是沒有轉移出去。另外一邊說的，在工業化過程中需要轉移到城市非農產業的，還有大量沒有轉移出去。這里的關鍵點，有一部分農村的勞動力，因為體力的原因，因為有家務負擔的原因，因為文化和技術水平太低的原因，不能也不可能轉移出來。所以對于城市非農產業來說，勞動力的供應確實出現了一個轉變，就是過去的無限供應情況已經不存在了。而這個對于繼續用過去的增長模式來支撐我們進一步的增長，就發生問題了。這是從要素投入。

　　從出口需求來驅動、來支撐我們的高速增長，這個角度看，問題發生的比較晚一點，大致上在本世紀初期，中國也出現了東亞這些采用導向這種政策的國家和地區，大致在20年前出現過的很類似的問題。這就是出口企業、出口產業技術水平低，主要是從事一些低附加值的加工，然后又出現了因為數量擴張所以造成的和我們貿易對象國的摩擦加劇。貿易條件惡化，同時，外匯存比大量增加。本國貨幣(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出現，這么一種狀況，就像日本、韓國、臺灣一樣，繼需要調整出口導向政策。但是它沒有得到及時調整的情況下，中央銀行為了抑制本幣升值，負擔就非常重。使得貨幣政策實施的空間變窄。因為大量收購外幣，所以就造成了貨幣超發和流動性泛濫，以至引起資產價格和CPI的上漲。就是說引造了泡沫的形成，資產泡沫的形成和通貨膨脹。所以這種情況就使中國有迫切的需要，把經濟增長模式或者現在用政府的文件語言叫做“經濟發展模式”。從要素投入和出口需求驅動轉向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

   問題發生以后，在中國的研究機構和政府部門，都做了許多工作來尋求解決這樣問題的辦法。首先就研究了發達國家和東亞國家的經驗及教訓。西方國家在19世紀末20世紀中期，實現了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主要的途徑是以下四個。第一、勞動力從低效部門向高效部門的轉移。第二、基于科學的技術廣泛運用。第三、服務業向各個行業滲透和它的獨立發展；第四、信息化。

　　另外一個方面就是從研究東亞國家和地區在實施出口導向政策中取得的經驗和教訓。在西方國家實現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在這個問題上有很多經濟學的研究。比如說梭羅的研究等等，這些研究的成果正在變成中國政策方面的實踐。特別表現在第十一個五年規劃里面。第一、就是農村的勞動力向城市的非農產業轉移。剛才我們已經說到了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轉移任務并沒能實現。要實現這個轉移就是實現工業化，需要在農村和城市做一系列的工作。在農村來說普及九年甚至更高的義務教育。在城市里面改善農民工的生活條件，保障農民工的家庭融入城市社會，這非常重要。甚至各地在“十一五”期間正在努力地實施。第二就是基于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傳統的技術特點是以經驗為基礎的，而現代技術的特點是以科學為基礎的，所以技術革新的廣度和深度都大大提高了。中國在2006年以后的科學大會以后，十分強調技術創新。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有些方面取得了相當好的成就。比如說我們現在具有高等教育學歷的基礎人員是世界第一的。研發R&D的投資，在去年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位。當然成果的質量還不是非常高，第二這些技術創新的成果商業化的轉化，因為體制的原因做的不是很好。

　　現代服務業從20世紀初期開始，就超過了制造業，成為社會的第一位的產業部門，中國因為過去的蘇聯式的傳統，因為著重于物質生產部門的發展，所以服務業的發展水平是很落后的。現在全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只是40%左右。即使像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它的服務業比重也大大地落后于世界很多國家的城市。服務業的發展有兩個方向，一個就是服務業向制造業和第一產業的滲透。現在從第十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有一個很流行的名稱叫做“先進制造業”。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對發展先進制造業的“先進制造業”的含義有明確的定義。在我看來所謂先進制造業，就是說現在的制造業的特點是和服務業一體化的制造業。也就是說用宏基的創始人施振榮先生的說法，就是它的價值鏈是向上下兩端高度延伸的。施政龍先生的微笑曲線實際上都是服務業。這樣的制造業才可以稱得起是先進制造業。這方面的工作做了一些，但是還有很長的路需要走。

　　另外一個方面就是獨立的發展。現在獨立服務業已經反映在門類龐大的部門。服務價值鏈的各個環節都有可能獨立出來發展成為一個行業。而在這方面剛才我們已經說過了，包括中國的大城市，像上海這樣的城市，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從發達國家的增長模式轉型來看，最后的一條，就是上個世紀50年代所興起的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中國的信息產業，改革開放以來有很大的發展。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誤解就是以為信息產業就是生產硬件。中國信息產業的硬件是占了70%左右的比重。而跟一些發達國家正好相反，就是我們的軟件和服務發展的還不夠，這樣信息產業的帶動作用就表現的不夠。而實際上現在中國的信息產業正在面臨突破。由于體制的原因這種突破就來的太遲。很多很好的技術不能夠得到運用，不能夠形成強大的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從出口導向這種政策的調整來看，因為它導致的問題表現出來也比較晚，是在最近幾年才表現出來的，因此應對的措施采取了就更加不及時，這方面的問題就更多。其實這個增長模式的轉型，首先是投資驅動這種增長模式必須轉型，然后又發現了出口導向用出口需求來驅動的增長模式也必須轉型。其實不管先后都提出有好多年了。像要素投入驅動這種增長模式必須轉型，中國政府正式提出這是在1995年，但是轉型的進程表現的很緩慢。

    問題在什么地方呢？在“十一五”制定過程中和以后的研究表明，主要的問題在于體制上的障礙。所以為了真正的實現轉型，這個口號、這個要求在“十一五”以來提的非常響亮，在每一個政府的文件中，在每一個政府官員的報告中，我們都能聽到。但是要真正實現它，關鍵在哪里？要點在哪里？因此它的主要問題在于有體制障礙，所以要點、關鍵點就在于推進改革。以便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我在講話里面不可能詳細地分析，推進改革開放我們還有哪些任務需要完成。大體說來，市場經濟制度很多重要的架構，這個大系統的很多重要的子系統，現在實際上沒有建立。譬如說企業制度，國有企業的改革還遺留了很多問題沒有完成。金融體系遺留的問題可能更多。還有政府，政府的工作怎么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實現轉變，這是一個更大的問題。還有個基礎性的問題，就是法制建設。法制建設的問題不只是要消除原有體制留下來的某些不利于發展的遺產，而且有一個適應市場的發展，而進一步建立一個好的法制體系的問題。比如說法律體系和司法體系，要適應現代市場經濟。有很多事情、很迫切的事情有待完成。

　　另外就是政策，跟體制一樣，它的調整方向就是市場化。譬如說現在有一些很重要的政策急需要進行調整。價格政策，在商品價格上，我們的價格定位比較市場化，但是在要素價格上還是行政定價占主要定位的，而政府對于要素的價格政策，扭曲的各種要素的價格，造成了增長模式難以轉變，降低了效率，使得增長模式受到了阻礙。還有一個政策就是匯率政策，匯率形成機制的進一步市場化，是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在出口導向模式導致了一些嚴重問題以后，總結出來的一個很重要的教訓。就是匯率的市場化，要及時的進行調整。而在這方面雖然從2005年的7月以后，擴大了外匯、匯率的浮動的幅度，但是現在我們仍然面臨著很嚴重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積累到現在，就使得政策的出臺面臨一些兩難的選擇問題。所有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經濟學界、企業界和政府部門共同研究，尋找一個妥善的處理辦法。我相信我們這次會議一定會對中國解決這些有關的問題提出很好的想法、措施。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