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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財經日報》，2008年6月18日

　　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高峰期，也是我國東部地區產業升級的重要機遇期

　　東部沿海地區必須痛下決心，為新一輪的承接國際產業轉移騰出發展空間，加速推進本地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

　　“過去招商引資，感覺像挖人墻腳;現在招商引資，各地都非常歡迎，都是座上賓。”

　　今年“兩會”期間，時任江西省合作辦主任譚曉林的一席話，頗代表目前中部省份官員的心態。

　　隨著東部沿海地區的環境承載力和企業成本攀升壓力，當地產業所受擠壓日漸突出，迫使企業規模性地向外轉移，拓展新的發展空間。

　　中部諸省，包括湖南、江西、四川等也正在這輪趨勢下大量地引進項目和企業。“這對他們地方政府來說是很大的機遇。”國家發改委產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王云平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說。

　　從他近兩年調研的產業轉移情況來看，中部各地政府舉措頻繁，當地迎接各地轉移來的企業的喧囂景象，像是改革初期的廣東。

　　與此同時，隨著沿海產業梯度轉移的變化，東部地方政府在資源瓶頸的現實下，對本地產業向內地轉移也“看得更開了”。由此，就形成了沿海一頭疏導、中部一頭承接的局面。

　　改革開放帶動了東部沿海的經濟發展，但也拉開了東部與中西部的發展差距。十年來，中央政府曾提出過“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等國家戰略，但微觀企業層面的規模性遷移還是要依靠市場的自身力量去發動。商務部兩年來啟動的“萬商西進”工程，開始得到眾多企業的響應。但與以往不同的是，當前的情況已不再是政府一廂情愿，而是更多企業為自身發展需要主動西進。這也使得中部招商引資工作真正躍上了新臺階。

　　推動轉移的趨勢

　　市場是最靈敏的溫度計。

　　事實上，東部沿海地區也曾經是產業轉移的承受者，只是現在的趨勢使轉移的角色在發生悄然的轉變。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憑借其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和國家的政策傾斜，通過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實現了快速發展。

　　在經濟學意義上，產業轉移是指，順應競爭優勢與劣勢的轉換，通過產業要素跨區域的流動，把某一產業從一個地區轉移到另一地區的經濟現象，具體表現為產業空間位置的變動，以及資源要素的重新整合和配置。

　　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加速推進，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聯系日益增多，相互依賴、相互影響日益擴大，國際之間、國內東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區之間的產業轉移呈現加速的趨勢。

　　以珠三角地區為代表的東部沿海地區，憑借內地供給的充足勞動力、相對廉價的土地和內地巨大的市場，抓住日本和我國香港、臺灣等地區產業轉移的機遇，承接了大量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加工企業，不僅有力地推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還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在上世紀90年代，廣東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大省。在那個年代，僅廣東就貢獻了全國十分之一的經濟總量、近15%的財政收入和三分之一的外貿總額。

　　但在承接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競爭中，從宏觀層面來講，東部地區自身也面臨著選擇。要推進本地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就必須轉移一批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以騰出發展空間。

　　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種資源和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的流動加劇。發達國家為了搶占未來世界經濟和科技的制高點，紛紛進行新一輪的產業結構調整，大力發展以信息技術、航天技術、生物技術等為重點的高新技術產業。

　　與此同時，國際產業轉移的重心開始由原材料向加工工業、由初級產品向新興工業、由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轉移的層級也越來越高，跨國公司不僅轉移加工制造環節，而且正在將地區經濟總部、研發設計等高端環節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實行新的全球戰略布局調整。

　　四川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引進外資項目辦副處長張建功，近期發表研究觀點認為，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高峰期，也是我國東部地區產業升級的重要機遇期。不僅各個發展中國家在積極創造條件吸納國際轉移，國內各個地區之間，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都在努力爭取吸納更多的國際產業轉移。

　　面對國際國內這一激烈的競爭態勢，東部沿海地區必須痛下決心，為新一輪的承接國際產業轉移騰出發展空間，加速推進本地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

　　在微觀層面，王云平告訴《第一財經日報》，本輪產業轉移的主要動因同樣是經濟因素，各地的資源要素優勢發生了轉變。如今，東南沿海地區已經遇到了“土地”制約。

　　“現在那里的用地特別緊張。”王云平說。其次，中西部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紛紛出臺，環保和財稅的低門檻也吸引著東部企業轉移。

　　據了解，廣東目前可供開發土地資源只占總量的7.5%，遠遠滿足不了經濟發展對土地的需要。珠三角地區一些發達的城市，已基本無地可用，對于一些產業層級較高的新建項目形成了最大的障礙，也嚴重制約了當地產業的升級換代。

　　王云平認為，最重要的是土地資源，對于要擴大產能、占據市場的企業來說，土地瓶頸難以跨越。

　　中部優劣

　　除了土地因素之外，勞動力資源短缺也常被有關分析提及。但王云平在調研中發現，勞動力短缺是一個全國的普遍現象，并非僅僅存在于長三角和珠三角。王云平認為，所謂勞動力短缺主要是指“熟練工”的短缺，對于整個國內經濟體而言，勞動力供給正在走下坡，勞動力市場不會再像上世紀90年代那樣“充足”。

　　這也使得曾經在沿海風靡一個時代的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并不一定都愿意轉移到中西部地區，他們在尋找更大的勞動力低廉的市場，例如一些東南亞國家。

　　“兩頭都在外面，所以沿海的港口優勢是他們準備轉移的企業不愿意放棄的。”王云平說，這些企業更看重的是綜合成本的競爭優勢，向處在內陸的中西部省區轉移缺乏積極性。

　　目前，已有趨向表明，有些企業已開始轉向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更加低廉的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和地區。

　　也就是說，東南亞一些地區可能成為中國中部省份所期待的“迎接東部轉移”進程中的競爭對手。

　　但中部的優勢在于能源的供給。近年國家雖然在沿海地區布局了一些電力項目，同時大力實施“西電東輸”和“西氣東輸”的工程，但東部省份的能源供給與消耗增長之間的差距依然明顯。中部相對開發力度小，能源儲藏量大。例如江西省，去年統調電力裝機突破1000萬千瓦，是近幾年全國唯一用電高峰不拉閘限電的省份，承接平臺較好。

　　其次，中部省份更加“誘人”的優勢在于政府的政策疏導。目前，中部地區的招商引資也模仿東部最初的“工業園區”形勢，提供優惠的發展政策。所不同的是，這些園區需要通過銜接產業升級來進行規劃，并非無序引入。

　　江西省目前有94個工業園區和22個特色產業基地，園區總數居全國第四;目前正在形成汽車航空、冶金、電子、醫藥、食品、化工等六大支柱產業，同時在銅、鎢、稀土、有機硅等領域具有較強競爭優勢。

　　四川省政府也表示，在優勢特色產業集群的規劃上，要避免“大而全”、“小而全”，或者好大喜功的傳統習慣，結合全省開發區(工業園區)的總體規劃，按照產業細分的要求培育若干個產業集群作為特色主導產業競爭力的支撐。

　　王云平告訴《第一財經日報》，目前中央層面還沒有具體的促進中部發展的財政政策，中部地區已經有了成渝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和長株潭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兩個試驗區。在這樣的概念下，地方政府都在自發地形成一些優惠政策細則。他所擔心的是，由于各地的競爭，某些地方的項目環保門檻仍然比較放松，給西部原本生態比較脆弱的地區帶來壓力。

　　在整個中國面臨低附加值產業的轉型之下，王云平認為，實現高附加值產業形成需要更多的規劃、政策疏導以及與東部地區的銜接，而貿易企業的轉移則有賴于國內的內需擴大。

　　“如果國內消費市場更大，則以國內為市場擴張產能的企業就會更多地選擇留在中國，選擇在中部繼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