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頭條
官方微信
官方抖音
資訊頻道中國經濟增長和轉型，在過去30年中取得了突出成就，被很多人認為是巨大的奇跡。奇跡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創始人林毅夫的解釋是，企業自生能力是決定轉型和經濟增長的關鍵。
企業自生能力這樣的概念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它與比較優勢有什么內在關聯?企業如何獲得自生能力?
就這些問題，在赴華盛頓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之前，林毅夫接受了第一財經頻道《經濟學人》節目和《第一財經日報》聯合采訪。
概念提出與理論提升
《第一財經日報》：在改革開放30年中，中國經濟改革主要遵循漸進、局部的策略，目前看，這個策略取得了極大成功。實際上，在改革開放20年的時候，也討論過同一個話題，即為什么局部和漸進的改革取得了成功。你如何解釋這個問題?
林毅夫：事實勝于雄辯。這30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7%，本身是人類經濟史上的一個奇跡。如果說不是改革成功，這個奇跡是怎么取得的呢?
當然，任何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在轉型過程中必然存在不少問題。存在的問題，我們必須面對，必須想方設法改進。但是，成功本身也是不能忽視的。
《第一財經日報》：你在1999年開始提出一個比較全面的理論，即企業自生能力，用它解釋為什么漸進的改革是成功的，而激進改革最后被事實證明是失敗的改革戰略。當時你怎么提出這樣一個觀點?
林毅夫：最主要還是根據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的現實狀況來理解。進行比較研究，為什么大家普遍認為可能會失敗的漸進性改革取得了成功，而多數經濟學家認為是成功的“休克療法”的改革卻失敗呢?
其實，在1993年出版《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時，已經提出了這個概念。最主要的原因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政府的各種干預或者扭曲本身，是內生的，是為了扶持、保護一系列沒有自生能力、不符合比較優勢的重工業部門的生存與發展而形成的。既然這些制度是內生的，如果不克服造成這些內生的外生原因，想一下子把這些(因素)都取消，必然導致從次優變成更糟的三優四優。
“休克療法”失敗是因為，還沒有真正理解為什么存在制度扭曲。提出企業自生能力這個概念，就是試圖解釋這些扭曲本身，是一種內生的結果。
《第一財經日報》：企業自生能力這個概念，是在當時已經非常明確提出來了，還是過去若干年慢慢發展成了較全面的理論?
林毅夫：當時使用企業自生能力這個詞，并沒有特意提出來討論。隨著對中國改革發展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成功、失敗進行對比后，在1998年參加美國經濟學會年會時，發表一篇文章之后才明確把“自生能力”這個概念放在標題上，作為重要新概念進行探討。
《第一財經日報》：過去解釋中國漸進改革為什么成功，可能更多從制度變遷角度分析。從企業自生角度看，比較微觀，但看起來更直接。如果從制度變遷角度看可能與大家的生活更貼近，更容易理解，但又似乎有點空談。要比較這兩種不同視角，你怎么看?
林毅夫：不同理論、不同主張的人，會用不同的方式解釋問題。
確實，例如，蘇聯通過“休克療法”改革，但經濟發展很差，他們會說，需要一段時間制度才能建立。從現在的事實看，它改革十幾年了，對于原來那些沒有自生能力的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企業預算的約束，各種明的、暗的補貼實際上還存在。
就是說，它在“休克療法”十多年以后，沒有真正建立起預算約束的制度體系。從這樣的角度看，時間還不是主要的問題。
反過來看我們漸進的改革。無可否認的是，在所有的改革國家當中，中國可能算是最接近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
所以能這樣，就是在改革發展的過程中，我們不斷創造條件解決企業沒有自生能力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消除了、解決了，比較接近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就能夠逐步被建立起來。
《第一財經日報》：也就是說，自生能力的概念可能更多是與發展經濟學背景相關，未必一定放在轉型經濟學背景下解釋?
林毅夫：發展跟轉型相關。隨著經濟的發展，比較優勢會不斷變化，企業有自生能力的這種形態也會不斷變化。
比如，在發展的極端早期，可能農業有比較優勢，那么，只有農場才有生存能力。隨著工業化進程推進，早期，大部分國家可能勞動力相對多，資本相對短缺，那么，只有在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中的企業才有自生能力。隨著資本的積累，資本變得相對豐富，勞動力相對短缺，比較優勢就變了，只有在資本密集型產業中企業才有自生能力。所以，從發展的角度看是這樣的。
但從轉型的角度看就不一樣了。通常原來想趕超，造成一部分企業，表面上看起來是很先進的產業部門，但沒有自生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產生一些相關聯的扭曲。轉型就是要解決這些扭曲，但如果不克服、不解決企業的自生能力，要解決扭曲實際上難以達到效果，因為這些扭曲是內生的。
比較優勢與產權明確
《第一財經日報》：可能出現一個相關的問題，即企業自生能力與當時的比較優勢不兼容，所以，當時的比較優勢不支持企業產生自生能力。
那么多發展中國家、轉型國家，為什么選擇趕超型的重工業優先戰略?有沒有一些成功的可能性?
林毅夫：發達國家有優勢的產業，都是在資本密集型產業中，這就造成了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在政治和經濟上取得獨立的國家都希望能夠趕上發達國家，趕超的意愿就會出現。但是，人們沒有認識到，發達國家的企業之所以集中在資本密集型產業中，是內生決定的。
《第一財經日報》：很多轉型國家的案例也非常有趣，比如，你們的論文中提到，讓國外的戰略投資者進入，包括新設一個私營部門，看起來比較有效率，但如果讓原來國有的企業通過私有化，相對而言就沒那么成功。這背后是不是也和自生能力有關系?
林毅夫：高度相關。轉型過程中的私營部門并沒有得到政府的保護補貼，所以，在競爭的市場中，只能什么能盈利、投資回報率高，就從事那樣的產業、采用那樣的技術。如果政府不給保護補貼又能獲利，企業必然要符合比較優勢，必然是有自生能力的。
同樣，如果外國戰略投資者進入一個國家，追求的目標是盈利，他知道政府不會再給保護補貼，就一定會選擇符合該國這個階段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做戰略投資。
反過來講，當時有一種看法，認為國有企業的問題是產權問題，所以不管什么方式的私有化——大規模私有化或者是內部的私有化，不對癥下藥，私有化以后，它所在的產業還是不符合比較優勢，企業還是沒有自生能力。當然它還要繼續依靠政府補貼才能存在。
《第一財經日報》：有沒有這種可能性，即企業在進行產權變革中，會慢慢轉向符合比較優勢?
林毅夫：假定一個不符合比較優勢的企業，我一般把它稱為有“戰略性負擔”，它所在的行業符合國家戰略，但不符合比較優勢，在競爭的市場中不能盈利，企業會把這個認為是負擔，向國家要保護補貼。
如果企業是國有的，國家給了保護補貼，廠長、經理不能直接把保護補貼放到自己的口袋里，所以個人的積極性不會那么強，如果私有化了，廠長、經理同樣會跟國家要保護補貼，給了補貼以后，這個錢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似乎是天經地義的。
兩相比較，產權明確以后，要保護補貼的積極性更高。所以，產權明確能夠有效果，前提在于一個沒有任何政策性負擔的狀況之下。在有政策性負擔的狀況下，要優先解決的不是產權問題，而是政策性負擔問題。
《第一財經日報》：你怎么看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前的韓國呢?
林毅夫：我想首先講“度”的問題。跟其他發展失敗的發展中國家相比，韓國在每個發展階段還是比較符合比較優勢的。在上世紀60年代，主要發展勞動力密集的企業，比如三夾板、服裝等，符合比較優勢。上世紀70年代，它開始發展重工業，它的要素稟賦、發展階段跟其他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同樣產業的時候相比，應該強多了。比如，它發展汽車產業的時候，人均收入是美國的20%。
當然，如果相對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發展汽車產業的時候相比，韓國又顯得比較趕超，因為日本發展汽車產業時，人均收入按照購買率平價計算，已經是美國的40%。
所以，相對其他發展中國家，韓國發展比較好，比較符合比較優勢。但是在“亞洲四小龍”當中，韓國又是相對比較差的，所以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受到的影響非常大。
林毅夫：鄉鎮企業出現符合比較優勢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30日03:03 第一財經日報
鄉鎮企業自生能力的演變
《第一財經日報》：關于中國的鄉鎮企業改革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經濟學家認為，整個鄉鎮企業改革可能是失敗的，因為最后還要轉向其他的領域發展。也有經濟學家認為是成功的范例。如果將企業自生能力放到鄉鎮企業改革案例中，你如何評價這樣的改革?
林毅夫：鄉鎮企業出現，首先沒有政府的保護補貼，它的產業選擇通常還是勞動力比較密集的，是符合比較優勢的，所以才能夠不需要補貼和發展。
以那樣的產品質量、管理方式，在上世紀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能夠發展得相當不錯。
到上世紀90年代末就不一樣了，我們從短缺變成過剩，才會有通貨緊縮。產能過剩導致競爭非常激烈，管理不好、產品質量差、能源效率差、成本高，就被淘汰。
所以，后來鄉鎮企業被淘汰，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管理不善。管理不善可能跟產權有關，鄉鎮企業產權相對比較模糊。
因此，你不能用它后面的失敗否定前面的成功。
如果在上世紀80年代，意識形態不允許民營群體出現，民營經濟可能就夭折了，與其夭折，不如發展這種產權相對比較模糊但是能夠在農村積累財富、屬于中間階段的鄉鎮企業。
《第一財經日報》：自生能力如果放到新增長理論里解釋經濟增長的趨同和不趨同，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工具，能不能做一些解讀?
林毅夫：如果一個經濟趕超，企業就沒有自生能力，就要各種保護補貼，經濟發展績效就比較差，它就不能夠利用后發優勢，就沒辦法實現趨同。反過來看，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它的企業就會有自生能力，符合比較優勢，就會變成競爭優勢。所以，在發展過程中，經濟會有競爭力，而且資本積累非?？欤亟Y構會提升非?？?，產業就能夠不斷升級，最后能夠趨同發達國家。
它的關鍵問題就是每一個發展階段，都要符合比較優勢。
華盛頓共識，主流認識已開始轉變
《第一財經日報》：大家關注的另外一個與漸進或者激進改革相關的概念，是華盛頓共識。激進式改革是建立在華盛頓共識的基礎上，中國的改革事實上背離了這樣一個共識，你即將去誕生華盛頓共識的地方工作，你覺得華盛頓共識的問題在哪里?有必要改變這樣一種共識的傾向嗎?
林毅夫：我想，華盛頓共識所描述的是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所應該有的制度安排。作為目標，這一點還是正確的。
問題是，怎么樣從一個不完善的制度安排過渡到完善的制度安排。
過去認為，這些不完善的制度安排是外生造成的，所以想一步把外生的扭曲全部取消，直接過渡到完善的體系。
現在，人們都比較好地認識到這些扭曲是內生的，必須先解決造成內生現象的背后原因是什么?？纯疵總€國家的問題是怎么產生的，現在主要現實條件是什么，機遇在哪里。
所以，我覺得，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摸著石頭過河”，目標非常明確，就是從傳統的、沒有效率的體系向有效率的市場經濟體過渡。
《第一財經日報》：與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思維方式相比，華盛頓很多學界人士，基本上還是更加認同華盛頓共識。
你到華盛頓之后，在這方面有什么要做的工作嗎?
林毅夫：實際上，如果我早10年去，確實很難。因為大家還沒有真正體會，像中國為什么改革比較成功。對中國的成功，一般還是抱著比較懷疑的態度。
現在，對中國的成功已經有共識以及開始嘗試了解。
因此，對華盛頓共識，在華盛頓的國際主流經濟學界的認識已經開始轉變了。 桐欣(整理)
●1952年10月出生
●198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經濟學系
●1986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獲博士學位
●1987年，在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發展中心進行博士后研究
●曾擔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
●1994年創立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并擔任主任
●2008年，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
●主要研究與教學領域：
農業經濟學、發展經濟學、中國經濟改革
●推薦書籍：
《與林老師對話——論經濟學方法》
林毅夫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備案號：11010802023656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