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我國“十一五”和“十二五”規劃的未來五年,是世界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和我國開放型經濟水平不斷提升的關鍵時期。
■經濟全球化進入調整期
●全球產業將繼續由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
跨國公司代表的發達國家是最大利益相關群體,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部分地被分配效應抵消。全球制造業在繼續向中國轉移的同時,也開始有目的地向其他發展中國家如越南、印度和菲律賓轉移。這種趨勢既有跨國公司開拓新興市場、分散投資風險方面的考慮,也反映了發達國家不愿看到新的日益強大的競爭對手脫穎而出。
●發達國家繼續牢牢控制科技創新高地
發展中國家可能在一些領域縮小同工業化國家的技術差距。發達國家及其跨國公司利用自身的資本優勢和技術積累,在全球吸引和網羅科技創新精英。同時,發達國家利用知識產權保護和跨國經營,有效使研發活動與生產環節分離,通過提高企業的獨資化程度限制技術的轉移和外溢,給發展中國家在高技術領域的發展設置了極高的門檻。
●發展中國家不僅面臨來自工業化國家的競爭,也面臨來自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激烈競爭
全球產業結構的快速轉移提升了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為其知識型經濟和現代服務型經濟的發展騰出了空間,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定的就業壓力。發達國家在通過跨國公司分享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的成就時,還將其經濟發展的內部問題歸咎于發展中國家,不斷制造貿易摩擦。
●發展中經濟體對工業化經濟體的依存度將不斷提高,經濟獨立性下降,風險加大
發展中經濟體對工業化經濟體的依存度主要表現為貿易依存度、投資依存度以及金融服務依存度。貿易自由化和跨國資本流動使得發展中經濟體的獨立性下降,經濟運行的外部風險加大,發展中國家金融服務業開放將使經濟面臨更大的風險。
■調整國內結構應對貿易失衡
經濟全球化是新一輪全球經濟不平衡的根源。全球經濟一體化帶來的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和金融國際化使得國際資本大量流向部分發展中國家,產品大量流回發達國家,體現為部分發展中國家的雙順差和個別發達國家巨額的國際收支赤字。
這一輪全球經濟不平衡部分地體現為個別發達國家的國際收支赤字和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國際收支盈余。發展中國家的國際收支盈余提供了發展所需的國際支付能力,實際上體現為對外債權,但是過多的盈余卻是以犧牲本國社會福利和發展質量為代價的。發展中國家的債權主要體現為國內消費不足,也就是有效內需不足,財富大量輸出。這不僅與初次分配中勞動力要素分配比例過低、資本等其他要素分配比例過高有關,也與二次分配中政府的轉移支付能力不足有關。結果必然是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福利和保障措施缺失。
積極調整內部經濟結構,是中國從根本上解決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基本手段。一方面,提升對外開放水平,促使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另一方面,通過提高職工最低工資,規范法定工作時間,建立職工社會保障體系,擴大就業規模,特別是服務行業的就業,有效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促進有效內需擴張。
■妥善處理大國關系
在處理與主要發達經濟體的關系時,我國應采取開放的心態,加強對話,積極主動化解貿易摩擦,充分估量發展的困難與問題,讓發達國家的政治家和學者不要過分高估我國經濟實力,全面了解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實際困難,也要盡可能地讓西方人民更多了解我國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實際上,發達國家面臨的就業問題和福利問題在我國更為嚴峻。
在處理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時,要加強團結合作。倡導新的國際秩序,通過自由貿易區合作、經濟特區建設和必要的政府援助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推進工業化,實現互利共贏。我國國力的增強客觀上要求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外交等各方面加強交流。中國市場的擴大也應該讓非洲、拉美、東南亞、中亞等地區的國家共享我國發展經驗。
在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系時,要按照“睦鄰、友鄰和富鄰”的方針以及“求同存異,共同發展”原則,保持與周邊鄰國的良好合作,穩定務實推進邊界問題的合理解決。要積極推動中國和東盟的自由貿易區進程,完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在經濟和文化領域的合作。建立中印戰略互信和合作機制,積極探索東北亞經濟合作的可能。在維護國家主權的前提下,與有關國家合理開發東海和南海資源。
■資源環境瓶頸必須突破
資源和環境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也影響到我國的國際形象。2003年以來,我國新一輪的經濟擴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能源和資源的高消耗和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的,資源生態問題已成為我國可持續發展的瓶頸。
2007年,在全球經濟增長明顯放緩的情況下,國際原油和鐵礦石價格不斷創出歷史新高,中國只能被動地接受價格上漲所增加的成本。2006年我國進口鐵礦石占全球鐵礦石海運貿易量的46%以上,但目前鐵礦石的國際合約價格基本由必和必拓、淡水河谷、力拓三大寡頭壟斷,我國議價能力極為有限;2007年前10個月,我國鐵礦石進口量接近314億噸,價格因素導致我國鐵礦石進口多支付86億美元。
國際原油和礦產品價格上漲,直接導致國內資源性相關產品價格上漲。一方面,資源性相關產品價格上漲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下游產業對資源性產品的需求;另一方面,資源性相關產品價格上漲客觀上刺激了國內采礦、鋼鐵和電解鋁等資源性產品的開采和生產。
同時,礦產品價格上漲導致許多小煤窯、小鐵礦死灰復燃,進一步加大了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排放,同時增加了高耗能行業關停和淘汰落后產能的難度,也會加大通脹的壓力。如果煤炭等礦產品生產和消費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十一五”規劃節能減排和降耗的目標將不可能實現,資源和環境問題會在“十二五”規劃中變得更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