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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介和

　　對話語錄：

　　中國民營企業做大后還是應該低調

　　我沒有把物質的富有看成是唯一的富有，我懂得金錢只是整個富有的一部分，不能夠體現全部的富有。

　　一流的公司不上市，二流的公司上市，三流的公司上不了市。

　　稻子熟了，也就低頭了，當農村的稻谷沉甸甸金燦燦最有份量最亮麗的時候也就低頭了，走向今天成熟的低頭，從敢為人先走到了甘為人后。

　　資產風暴前后：從張揚到妥協

　　本報記者：2006年那場資產風暴后到2007年底，你從公眾的視線中消失了一段時間，那段時間你在做什么?

　　嚴介和：那段時間基本都在玩，養精蓄銳，往國外跑了幾趟，把自己融入山山水水之中。因為之前的一段時間把自己的能量消耗得差不多了，需要汲取新的能量，去美麗的山川，清新的空氣中去吸收，吸收自然的能量，以逸待勞。

　　我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凡是我不知曉的，我都希望知曉，凡是我不會做的，我都喜歡去嘗試。我在培養自己的瘋癲，因為我覺得企業家不能沒有個性和激情。我從張揚的個性走向了柔忍的個性，從瘋狂的激情走向了內斂的激情，這就是從成長走向成熟。我最近常講三句話，從有形的、靜態的、枝繁葉茂的成長，走向根結深扎的成熟;從無形的、動態的行為風格，敢為人先的成長，走向甘為人后的成熟;從應有盡有的成長，走向應無盡無的成熟。應無盡無不是一無所有，該有的都有了，其他的就不稀罕了。這是一種境界。我現在就是一種甘為人后的狀態，因為我已經成熟了，不需要成長了。我情愿大家踩著我的肩膀上，讓我們從單個的富裕走向了富裕的平方和立方，那是群體的富裕，立體的富裕。

　　本報記者：有人說2006年那場資產風暴前的嚴介和性格很張揚，現在變得妥協了，從張揚到妥協，這其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是什么?

　　嚴介和：實際上很多人沒有真正了解我，這讓我感到很悲哀。其實我在當國企老總的那十年是張揚的，我做得企業風生水起，但當我2002年下海創業成立太平洋建設集團的時候已經不張揚了，如果張揚就不會有今天的太平洋了。實際上我在做太平洋的時候就已經是一個方毅剛勇、柔忍圓通的人了。這也成為太平洋人的標準。你想，我要求我的員工做到的，我怎么能做不到呢?方毅剛勇的人往往不夠柔忍，但是我們更懂得沒有柔忍哪來的圓通呢?

　　本報記者：你不止一次說過，胡潤百富榜對你的影響是弊大于利，為什么?是不是因為胡潤榜的出現，讓你和太平洋成為公眾的焦點，從而使太平洋失去了一些在私底下運作的空間，最終導致后來的低谷?現在回過頭來，后悔上這個榜嗎?

　　嚴介和：應該是有關系的。2006年的那場資產風暴給太平洋造成的傷害是很大的，那是我不曾預料的，不應該造成的傷害都產生了，我感到很可惜。我認為，中國民營企業做大后還是應該低調。我那時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所以我后來選擇逐步低調低下來。現在回頭看，我一點也不后悔上這個榜，因為它不值得我后悔。而且，從長遠來看，未必是失大于得。比如說我現在的身價，毫不回避地說，是2006年的五倍。一次危機就意味著一次輝煌，一次步入低谷，恰恰也是在孕育一個新的高度。當你步入低谷的時候，如果你是能人，你就會該低的時候就低到位，該做瘦身的時候就瘦到位，該做減法的減到位，置之死地而后生，這才有可能從低谷到一個新的高度。

　　本報記者：你總是表現得這么自信，沒有什么能打敗你嗎?

　　嚴介和：我最大的失敗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失敗。

　　本報記者：什么時候是你最軟弱的時候?

　　嚴介和：最軟弱的時候是人們對我的不了解，這也是我唯一的痛苦。我希望大家都能走近我，接觸我，我期盼人們對我有一個真正的了解，這是我最大的福音。往往很多不愉快的事情都是由誤會造成的，誤會都是因不了解而造成的。我常說要理解別人對我們的不理解，就是說企業家必須要有卓越的心理素質，要永遠地理解別人，盡最大可能。留最大限度去理解別人對我們的不理解，別人不理解我們是可以的，我們不可以不理解別人。

　　我更喜歡做“教父”

　　本報記者：從當年國家控股、民企參股集團的主席到現在先治病再收錢的咨詢公司老總，從原來的“大佬”到現在的所謂“教父”，這兩個身份你更喜歡哪一個?

　　嚴介和：當然是喜歡做教父了，大佬僅僅是總量，教父才是質量。大佬是有形的，教父往往是無形的。一個企業、一個人如果能從總量走向質量，那么他是幸福的;能從有形的財富走向無形的財富，那么他是高貴的。其實我在做大佬時也并沒有純粹為了錢而奮斗，我不是那種人。

　　本報記者：你理想中的事業是什么樣子?現在的狀態是你理想中的狀態嗎?

　　嚴介和：是比較理想的。現在我一方面在北京做一個商學院幫助中小民營企業解疑答惑，讓他們少走彎路，使他們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我是過來人，好比我多次爬過的一座山，當一個新人要爬這座山時，如果我告訴他如何走，他就會少走彎路，會走得更快，這是財富，也是社會效益。我們常說要問山多高，請問過來人，就是這個道理。另一方面，我還要在中國打造一個具有全新商業模式的華洋建設集團，華洋是未來商學院非常有價值的試驗田，這就從家族式走向了社會化，華洋不再是家族式的了，完全社會化，它是一個99.99%的股份制企業，我想它會成功的。如果用5 年的時間把華洋再做出來，我覺得我這一生就無愧于一個做企業的人了。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私營企業、上市公司，包括這個地地道道的股份制企業我都嘗試過了。

　　本報記者：當初在你辭去太平洋集團主席之后，外界對太平洋的繼任者有很多猜測，有人說會傳給你的兒子，有人說會引入職業經理人，但沒有想到你最后將太平洋的頭把交椅交給夫人。

　　嚴介和：我不會交給兒子，因為兒子才大學畢業，太小了。這么大的一個太平洋集團，不到40歲是不可能獨擋一面的。讓夫人出山，也是太平洋的一種軟著陸。因為太平洋人對我的精神寄托太大了，把我視為精神領袖，如果我交給外人，他們情感上受不了。夫人做個一兩年，等團隊形成后，太平洋就會交給團隊。這就是讓我們從擁有太平洋，經營管理太平洋，既當爹又當媽的模式，走向擁有太平洋，不去經營管理太平洋，只當爹不當媽的模式。這樣，才能實現我們最初的既定目標：遨游太平洋!

　　嚴介和：企業家應培養自己的瘋癲(2)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3月03日 10:20 國際航空報

　　希望成為一個公眾企業家

　　本報記者：你自己是一位民營企業家，也接觸了很多民營企業家，你怎樣評價中國民營企業家這個群體?

　　嚴介和：中國的民營企業是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夾縫中生存，自生自滅的，是苦海無邊，又回頭無岸的經濟群體。一流的民營企業家，就必然是最優秀的，也是最苦難的，既是最可愛的，也是最可憐的。他站著應該是一座山，倒下也應該是一座碑。

　　我也想提醒中國的民營企業，當遇到危機時，無論如何要記住，最終還是靠自己。既沒有神仙，也沒有救世主。如果你覺得自己是優秀的，就一定要堅持住，堅持下來就是人物。

　　本報記者：你曾說自己是中國為數不多的政治非常敏感的企業家，也在很多場合談到對政治的見識。有沒有想過如果有一天自己從政了，會是一種怎樣的局面?

　　嚴介和：我對政治是比較敏感的，我是一個講政治的企業家。倘若讓我從政的話，我會忠實地遵守三民主義，做到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我想我是能夠做到勤政為民的，這點我還是很自信的。但我想我這一生是沒有機會從政了，我現在也沒有從政的念頭，如果想從政當年我就不會跳海了。

　　本報記者：如果嚴介和要在未來的企業家史上留下一筆，你希望是怎樣的一筆?

　　嚴介和：我希望是一個公眾企業家，而不是一個個人企業家，不是別人給我打工，而是我給別人打工。我一開始做華洋就在股東大會上明確指出，我不拿華洋一分錢的工資。華洋上百萬的人，我不想他們給我打工，我要給這個群體打工。公眾企業家也是公仆嘛，公眾的仆人。我在北京做華洋就是要打造這樣一個角色。我要盡我最大的努力，讓他們不僅在經濟上有豐厚的回報，而且個人的含金量也會得到盡快的提升。

　　本報記者：有人說，民營企業的第一桶金都有原罪，你認為你的第一桶金有原罪嗎?

　　嚴介和：虧5萬不如虧8萬，后來賺了800萬，這就是太平洋的第一桶金。如果不虧，我這個蘇北人能拿到訂單嗎?兩眼一抹黑，什么人也不認識。可就是從那里起步。今天的誠信是明天的市場、后天的利潤。至于原罪一說，我不反駁，我理解。說明嚴介和可能創造的機遇、智商太高了。這充其量是智慧的原罪，不是道德的原罪，更不是財富的原罪。

　　我不怕辛苦，怕的是“心”苦

　　本報記者：回顧自己的成長歷程，讓你感到最滿意的是什么時候?有沒有比較困難的階段?

　　嚴介和：最滿意的時候應該是在國企的10年，和后來太平洋時期走向成熟的嚴介和相比，那時的嚴介和雖然處在成長中，但卻是最幸福的。因為那時有地位，有身價，沒有委屈，可謂是春風得意。當自己從成長走向成熟，倒是多了很多不盡如人意的事情。

　　最困難的時候，是遇到不該發生的困難。應該發生的困難其實并不困難，因為那都是意料之中的。所以應該是困難的困難，我不會感到困難，心里也不會感到委屈，那是體苦、心不苦，或者說辛苦、心不苦;而不該困難的困難倒是辛苦、心更苦。太平洋2006年所受的苦，是不該苦的苦，所以是辛苦、心更苦。兩個“苦”的性質是不一樣的。我不怕辛苦，怕的是心苦。

　　本報記者：你預言說，未來五到十年時間，中國傳統中小企業要死掉99%以上。那么，中國的中小企業未來的出路在哪里?

　　嚴介和：中小企業2008政策融資在國內沒有任何改變，從國家的利益來看需要你死掉，你不死我們國家怎么從無序走向有序，中國經濟怎么從總量走向質量?五到十年時間中國傳統中小企業要死掉99%以上，這是毫無疑問的。中國經濟從總量走向質量的時代，需要我們的中小企業做出犧牲，需要它們退出歷史舞臺。

　　未來傳統企業唯一核心競爭力就是品牌競爭。沒有品牌就拜拜，沒有商量，品牌時代必然到來。不懂得塑造品牌，錢賺再多也沒用。產業決定未來的時代已經到來，誰擁有優勢產業，誰就擁有未來;在同產業中，誰擁有未來，誰笑到最后，誰就偷著樂。

　　欣賞的企業家：馬云

　　本報記者：你有沒有比較欣賞的企業家?

　　嚴介和：像張瑞敏、柳傳志、牛根生這些人我認為都不錯，特別是年齡比我小的馬云。牛根生是比較正統的人，語言風格也比較正統，馬云則是叛逆的面多一些。應該說優秀的往往是正統的，卓越的往往是叛逆的。這并不是說叛逆的都是有作為的，也不是說正統的都上升不到有作為，有作為的人既有常態思維的，也有逆向思維的，同時又有創造性思維的。我這個人也習慣創造性思維，過去我講的都是老祖宗的話，現在都是講自己的語言，這就從傳承走向了創新。

　　本報記者：郭凡生寫了一本書《管好我們的家族企業》，作為家族企業的掌門人，你認為家族企業成功的關鍵是什么?

　　嚴介和：民營企業以家族制為主是很正常的，這是一個好現象。現在有一個誤導，什么空降兵，家族企業中引入職業經理人，你看有幾個成功的?凡是引進高管職業經理人的民營家族企業，99%都以失敗告終，而且敗得很慘。

　　家族企業成功的關鍵是血緣，這種血緣是沒辦法替代的。因血緣導致的情感紐帶，是任何東西都無法比擬的。曾國藩為什么用湘軍?很自然，太平洋建設也會用淮軍。我就有體會，我的高管如果是外地的人，他中途叛變了，可以不會有任何壓力地一走了之。而我淮安老家的人如果背叛了我，他是回不了老家的，老家的人是不會讓他回去的，他怎么解釋家鄉人都不會聽他的，這個壓力他承受不了，他沒有背叛的土壤。

　　努力當一名感恩的人

　　本報記者：你怎樣判斷自己的未來?

　　嚴介和：從我來說，我做了20年企業，20年掌門人，應該說是一位老船長了。經歷了風吹雨打，應該說經歷太多了。我懂得，人是有壽命的，航海的經驗再豐富，你總有衰老的時候。這時候還是盼望尋求一個理想的港灣。哪怕嚴介和就是一位在海上劈風斬浪、所向披靡的航海老手，他也需要港灣，讓他享受他的陽光、海灘、仙人掌，“還有一位老船長”，這是我理想的生活，靜下心來讀讀書，思考些問題。回頭想想，人世的炎涼，歲月的滄桑，什么都經歷了。

　　本報記者：劉小楓寫了本書叫《這一代人的愛與怕》，你心中的愛與怕是什么?

　　嚴介和：我沒有怕。我們這代人出生在饑餓的年代，成長在動亂的年代，發展在改革開放的年代，既成長自我又奉獻社會，真的非常感恩，因為沒有改革開放，怎么能有我們的今天呢?我們是享受改革開放成果最前沿的群體，感恩珍惜的一面是無處不在的。我始終是懷著一顆感恩的心，說著感恩的話，做著感恩的事，努力當一名感恩的人。社會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這都是很正常的，我們不僅要永遠理解這個社會，也必須無條件地永遠理解這個社會對我們的不理解。所以我只有感恩，沒有怨言，包括06年的暴風雨我也沒有怨言，沒有那次的暴風雨洗禮，哪有今天嚴介和的身價?有人問我，如果我當時倒下來，會不會有怨言?我想會有，因為一個不該倒下的人你讓他倒下，是一種社會資源的浪費。但我也會反思自己，如果功夫夠深就不會倒下。這么多年來我深有感觸，遇到任何不順心的事情，第一感覺就是痛定思痛地反思自己，究竟我哪方面做得不好，哪怕是對方的責任，被對方誤解了，我也會反思對方為什么會誤解我，而沒有誤解他人，是不是我與人家主動溝通得不夠，沒有主動推銷自己，表現自己?我深深地懂得，遇到任何不順心的事都不是一方的責任。金無足赤，人無完人。

　　本報記者：有人稱你是“中國最受爭議的富豪”，總給人留下截然相反的印象。你怎么評價自己?

　　嚴介和：我對自己的評價是既聰明，又能干，更聽話。只要對我有利的話我都聽，忠言不利耳，良藥不苦口，所以只要對我有用的話我都聽，隨時調整自己。從事業上來說，上得了天堂，下得了地獄，從生活上來說，上得了廳堂，下得了廚房，我是這樣一個人。這就叫稻子熟了，也就低頭了，當農村的稻谷沉甸甸金燦燦最有份量最亮麗的時候也就低頭了，走向今天成熟的低頭，從敢為人先走到了甘為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