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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來的，差不多都來了。

　　隨著10月19日上午，美國核管理委員會主席尼爾斯?迪亞茲在北京召開的有關AP1000核反應堆推介會的結束，有史以來，核電大國們針對中國展開的最密集的一輪外交攻勢，告一段落。

　　自9月初，國家原子能機構主任張華祝公開表示，中國政府已制定了加快核電建設的一系列政策方針后，包括加拿大自然資源部部長約翰?弗德、法國總統希拉克、俄羅斯總統普京，及美國核管會主席尼爾斯?迪亞茲在內的眾多重量級人物接踵而來。盡管訪華名義各有千秋，但面對中國未來16年核電領域即將奉上的一塊價值400億美元的“市場蛋糕”，大國們的垂涎溢于言表。

　　然而，在距離年底中國就4座新的核電機組項目進行公開招標不足兩個月的時候，核電大國們的外交攻勢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中國高層的最終決策，業界還不得而知。但有跡象表明，在核電的某些基礎性問題上，國人的認識并未統一。而在一系列問題被徹底厘清和取得廣泛共識前，核電項目的盲目上馬更應緩行。

　　首先，中國到底需要多少核電？核電又能在多大程度上緩解當前的“電荒”？

　　這一問題的解決，關系到中國核電發展的總體規劃，及在全國范圍內，核電將如何與火電、水電協調發展。

　　目前，中國共有核電站8座，核電機組15臺，其中，已建成運行的9臺，在建的兩臺，已報送國務院并獲批的4臺。去年，中國核電累計發電438億千瓦時，占全國發電總量的2.29%。如以裝機容量計算，中國核電裝機僅占總電力裝機的1.8%，尚不足世界核電平均裝機的10%。

　　可見，中國的核電發展水平還相當初級。而去年開始的全國性“電荒”，無疑成為新一輪核電開發的“導火索”。據悉，未來16年，中國核電裝機將達3600萬千瓦，核電裝機比重將達4%。

　　但如果將今天嚴重的“電荒”與核電發展的宏大規劃相比，“杯水車薪”之感頓然而生。今年夏季，僅國家電網公司的最大電力缺口就達2983萬千瓦，幾乎相當于規劃中的2020年核電裝機容量。對此，業內曾發出警告，由于核電建設周期長(一般為5至7年)，且投資巨大(一般每千瓦投資約1500美元)，在一個煤炭、水力資源豐富的國家，核電的過多、過快增長，并非經濟可行之舉。

　　事實上，在煤炭富集的內蒙、山西等地，業內對于愈演愈烈的“大上核電”的“風頭”相當反感。這固然反映出存在競爭關系的不同產業間的利益之爭，但面對發展地方經濟與克服就業壓力的雙重任務，從中央到地方，對于核電都不可能等閑視之。這一點，從近來發改委對于核電項目的審批慎之又慎，可見一斑。

　　另一方面，當前的電力短缺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有悖市場規律的“三年不許興建火電項目”的行政命令，乃“電荒”之始作俑者。而隨著回歸市場的電力建設向另一極端的“突飛猛進”，“電力在兩至三年后將再現過剩”的警告已非危言聳聽。屆時，一個個投下巨資的核電站何去何從，值得深思。

　　其次，中國的核電站應該建在哪里？

　　這一發展核電的基本問題，目前，越來越模糊。

　　在“電荒”的殘酷折磨與對核電的美好憧憬的雙重刺激下，地方政府上馬核電項目的報批文件已如雪片般飛向國家發改委。其中，五大集團之一的“中電投”已分別在湖北通山、山東海陽、重慶涪陵等地選址建設核電，一旦獲批，即刻開工。而福建、江蘇、湖南等省也都加快了核電選址、立項的步伐。目前，至少已有11個省、市提出核電發展規劃，其中，4個省已完成核電站選址等前期工作。

　　面對地方政府如此熱情，近日，高層相繼表態：中國核電將首先選擇東南沿海地區建設。理由很清楚：作為長周期、大投資、高技術的核電項目，只有建設在一次能源短缺且電力負荷又相對集中的地區，才能發揮其最大經濟效益。事實上，今年7月21日，幾經波折與反復，國務院最終批準的嶺澳二期與三門一期核電項目，就分別位于廣東和浙江。而同在廣東和浙江的陽江與秦山二期項目，仍處報批過程中。

　　在浙江、廣東兩省，核電上網電量均已超過本省總發電量的13%，核電已成為當地電力結構的重要支柱。雖然核電不能解決全國性的電力短缺問題，但它有助于解決部分地區的“電荒”。而部分具備發展核電的有利條件，同時又不具備火力發電條件的城市，上馬一批核電項目，是明智之舉。

　　但面對某些地方政府與大型國企的強勢，業內對于中國核電“遍地開花”的擔心，不無道理。從當前五大集團“跑馬圈地”，甚至與地方政府“勾結”私上火電項目的事實中，業內有識之士有理由相信，即使是核電這樣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項目，如果在選址問題上，沒有統一認識和強有力的執行保障，最終局面很可能難以收拾。

　　第三，中國的核電安全嗎？

　　安全問題曾是阻礙世界核電發展的核心。

　　自1979年美國三厘島核電站與1986年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事故后，世界核電事業走入低谷。核電大國們開始慎重考察自身的核電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核電發展的20年，正是世界范圍內重視核電安全的20年。因此，中國目前運行的核電站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安全的核電站之一。資料顯示，在秦山及大亞灣核電站周邊10公里范圍內，目前能夠證明的核輻射量，僅為國家標準的1／2。多年來，兩座核電站沒有給當地自然環境及居民健康造成不良影響。

　　但業內對于中國核電安全的普遍擔心在于，隨著核電建設速度的加快，以及核電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外資介入及可能的民營資本的參與)，核電安全的主導權是否會發生旁落？中國的核電安全體系也將隨著建成核電站數量的增加，而變得相對脆弱，這都將給事關重大的核電安全，增加隱患。

　　最后的關鍵問題在于，中國能否在新一輪核電建設高潮中，迅速掌握世界核電領域的核心技術？

　　事實上，這方面，中國的教訓極為深刻。業內透露，過去20年，中國在核電領域斥資近100億美元，但除了購得一批“大塊頭”的核電設備外，核電核心技術卻始終掌握在外方手中。而與其他引進產業一樣，如果不能掌握核心技術，中國人將永遠不能在這一產業的發展中，真正做到進退有度，揮灑自如。

　　當前，核電大國們正在放松在民用核能領域的政府管制。即使視“核”如猛虎的美國，也于不久前，以國家的名義，向生產民用核設施的商業公司頒發了出口執照，鼓勵美國企業占領世界核電市場。而這一趨勢，正是中國掌握核電核心技術的歷史機遇。

　　事實上，此次，美國核管理委員會主席尼爾斯?迪亞茲全力向中國推介的AP1000核反應堆，正是公認的世界上最先進的核反應堆之一，即使在美國，也尚無使用先例。當然，對于首次使用的核反應堆，中國政府只有對其安全性做出充分考察后，才能最后決定是否采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加、法、俄等核電大國競相爭奪中國核電市場的歷史機遇前，中國人應該發揮最大的聰明才智，在獲得核電核心技術方面，爭取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