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的困難之年依然不乏亮點。據悉,今年上半年經濟結構出現了積極變化,東部地區工業增加值低于全國工業增加值增長速度,中西部部分地區工業增長較快。
據統計,今年1~5月,西部、東北、中部和東部四個地區規模以上工業生產增加值分別增長19.25%、18.77%、20.84%和15.71%。東部除山東增長18.5%、天津增長21%外,廣東、浙江、上海、江蘇和北京等傳統的工業大省和工業強市,其工業增加值均比中西部的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內蒙古、重慶、陜西和青海等省區市落后許多。
在上半年中國經濟遭遇高通脹、GDP增速下滑、出口企業利潤下降等多重困難下,中國四大板塊的工業增速卻呈現出一個相對均衡的變化,東、中、西部的發展差距開始縮小,這的確是一個積極的變化。
由于我國東、中、西部在自然地理條件、物質技術條件和經濟增長慣性等方面存在著較大差距,東部地區掌握著較先進的技術,有著較強的經濟實力;西部地區技術力量薄弱、經濟發展相對滯后,但資源比較豐富;中部地區則介于兩者之間。這種梯度差異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正是基于這種客觀事實,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在區域經濟發展方面采取了由東到西的梯度發展戰略,經濟發展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逐步推進。這是既適合當時我國的國情,也是符合區域經濟發展規律的。
盡管如此,在梯度發展戰略中,由于缺乏全國統一的、打破區域分割的政策和體制與之配合,地方由政府主導的投資沖動和市場分割就成為中央政府難以有效控制的區域發展局面,使得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出現了嚴重的產業結構性趨同。但這種區域產業結構性趨同由于是建立在政策差別和產業結構層次差別的基礎上,反而進一步加劇了東、中、西部三大區域之間的發展不平衡。
加入WTO后,東部地區經濟越來越深地融入了“國際大循環”,從而與中西部地區之間經濟發展差距也進一步拉大。這種區域發展之失衡,從東、中、西部人均收入的差距可見一斑。
地區發展失衡的一個結果,就是大量中西部農村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流入東部地區,使得東部地區外向型經濟的低成本優勢得以長期保持,延緩了出口加工業向內陸地區的梯度轉移速度,致使中西部地區的產業升級緩慢。另外,東部地區的高收入也吸引著更多的人到沿海大中城市去就業、定居、購房,推高了這些地方的房價。所以,新形勢新任務要求我們必須努力盡快縮小東、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差距,走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之路。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區域均衡發展之路,必須要有新的機制。事實上,根據現代產業經濟的“雁形分工結構” 理論,在空中展翅的大雁,之所以能夠不斷前行,是因為其領頭雁在不斷地變化:從領頭雁位置退下的大雁,自然轉移到后面,而后面的大雁則肩負起開道任務。產業發展同樣如此,一個國家的產業必須能夠實現這種科學的產業轉移機制,只有這樣,才能夠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協調共進態勢。
有鑒于此,區域均衡發展必須與現行的梯度發展戰略相銜接、相結合,形成區域相互開放和高效的“聯動效應”的空間傳遞機制。在這一機制中,有兩點是需要特別強調的:一是打破自然資源產品相對低價、工業制成品相對高價的不等價交換,以及由此而來的地區分割和封鎖現象,理順不同地區的資源價格體系,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提高生產要素價格的市場化程度;二是制定正確的城市化發展戰略,根據區域經濟發展規律,幫助各個地區的“增長極”成長為大城市,并用快速交通線將大中小城市連接起來,形成聯系緊密、分工明確的產業鏈和城市帶,并減緩人口流動的壓力。
區域的均衡發展對中國來說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也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在實現了東部沿海開放后,我國又先后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以及中部崛起戰略。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工業的快速發展,將為扭轉東部和中西部、內地和沿海的經濟發展失衡格局打下堅實的基礎,也說明國家區域均衡發展的目標正在得到貫徹與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