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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頻道毋庸置疑，高價時代已經悄然而至。
2007年以來，全民都在與CPI賽跑。首先，以豬肉領跑的食品價格作為物價上漲的最大推手，不斷推高著CP I的數值。CPI一路走高，使得銀行里的存錢也有了風險，人們突然發現，即使央行一次次加息，但普通存款的利息卻仍然趕不上CPI的上漲。
生活成本高了，而企業則面臨著更復雜的環境。人民幣匯率升值、出口退稅下調、勞動力成本上升、成品油價格居高不下、煤電油運力緊張……在國內外經濟環境變化帶來的重重壓力之下，中國傳統的出口加工型企業正在經歷產品升級和結構調整的“陣痛”。
在經濟放緩速度和對通脹擔憂的背景下，油價、糧價、房市、股市，不經意間似乎正在成為遏制中國經濟的四大“殺手”，對于其中任何一個問題的輕視，都可能給中國經濟帶來災難性的打擊。
高油價對我國經濟最直接的影響表現在進口支付增加和財政壓力加大。據海關數據計算，今年前5個月我國進口原油和成品油導致的貿易逆差達593億美元。而國家為保障國內成品油生產和供應，每年直接或間接給煉油企業、糧農和低收入群體的補貼達數百億元之多。
能源漲，糧食也在漲。有農業經濟學家指出，這一輪食品價格上漲中，起碼有30%是由石油價格引起的。一些專家認為，雖然短期內國內糧食的問題不大，今年夏糧豐收也多少讓人松了口氣。但目前中國糧價的穩定，是因為政府用政策壓制糧價，限制出口，不讓它漲。從長期來看，糧價的放開是一個趨勢。有經濟學家預計，中國糧價能相對獨立于國際糧價的期限是12個月。
一面是更多的成本付出，一面卻是財富的消失。
就在去年某些股票專家預測奧運前夕中國股市會沖上1萬點的今天，滬指卻跌破了股民們3000點的心理底線。在過去的6個月里，上證指數跌幅高達48%，成了全世界跌幅最深的股市之一。深滬兩市總市值已由去年底的32.46萬億元降至17.80萬億元，總市值蒸發了近15萬億元。發生次貸危機的美國，其股市的跌幅也不過百分之十幾。
由于沒有實質性的政策出臺，“穩定資本市場”的諸多言論仍無法挽救股民們的信心，更無法拯救股市的低迷。有人說，中國股市已正式步入“傷停階段”。
與股價相比，房價泡沫的破裂對銀行金融的打擊要比股票厲害得多。價跌量縮成了上半年樓市最典型的寫照，這種現象讓房地產商們越來越擔憂資金鏈的安全及其將帶來的金融風險。
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會長聶梅生在接受《小康》采訪時表示，“房地產拉動了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中的兩駕，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40%以上，占銀行資產15%-20%，為銀行貢獻了約20%的利潤，如果房地產崩盤，整個國民經濟將不堪設想。”
中國經濟的現狀，讓宏觀調控走到了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
究竟應該如何理解認識目前的中國經濟?究竟應該如何分析判斷中國經濟面臨的這些熱點、焦點問題?我們本期特別策劃了一組“專家學者訪談錄“，希望能夠引發更加深入的思考和關注。
專家學者縱論經濟熱點吁警惕中國經濟四大殺手
毋庸置疑，高價時代已經悄然而至。
2007年以來，全民都在與CPI賽跑。首先，以豬肉領跑的食品價格作為物價上漲的最大推手，不斷推高著CPI的數值。 CPI一路走高，使得銀行里的存錢也有了風險，人們突然發現，即使央行一次次加息，但普通存款的利息卻仍然趕不上CPI的上漲。
生活成本高了，而企業則面臨著更復雜的環境。人民幣匯率升值、出口退稅下調、勞動力成本上升、成品油價格居高不下、煤電油運力緊張……在國內外經濟環境變化帶來的重重壓力之下，中國傳統的出口加工型企業正在經歷產品升級和結構調整的“陣痛”。
在經濟放緩速度和對通脹擔憂的背景下，油價、糧價、房市、股市，不經意間似乎正在成為遏制中國經濟的四大“殺手”，對于其中任何一個問題的輕視，都可能給中國經濟帶來災難性的打擊。
高油價對我國經濟最直接的影響表現在進口支付增加和財政壓力加大。據海關數據計算，今年前5個月我國進口原油和成品油導致的貿易逆差達593億美元。而國家為保障國內成品油生產和供應，每年直接或間接給煉油企業、糧農和低收入群體的補貼達數百億元之多。
能源漲，糧食也在漲。有農業經濟學家指出，這一輪食品價格上漲中，起碼有30%是由石油價格引起的。一些專家認為，雖然短期內國內糧食的問題不大，今年夏糧豐收也多少讓人松了口氣。但目前中國糧價的穩定，是因為政府用政策壓制糧價，限制出口，不讓它漲。從長期來看，糧價的放開是一個趨勢。有經濟學家預計，中國糧價能相對獨立于國際糧價的期限是12個月。
一面是更多的成本付出，一面卻是財富的消失。
就在去年某些股票專家預測奧運前夕中國股市會沖上1萬點的今天，滬指卻跌破了股民們3000點的心理底線。在過去的6個月里，上證指數跌幅高達48%，成了全世界跌幅最深的股市之一。深滬兩市總市值已由去年底的32.46萬億元降至17.80萬億元，總市值蒸發了近15萬億元。發生次貸危機的美國，其股市的跌幅也不過百分之十幾。
由于沒有實質性的政策出臺，“穩定資本市場”的諸多言論仍無法挽救股民們的信心，更無法拯救股市的低迷。有人說，中國股市已正式步入“傷停階段”。
與股價相比，房價泡沫的破裂對銀行金融的打擊要比股票厲害得多。價跌量縮成了上半年樓市最典型的寫照，這種現象讓房地產商們越來越擔憂資金鏈的安全及其將帶來的金融風險。
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會長聶梅生在接受《小康》采訪時表示，“房地產拉動了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中的兩駕，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40% 以上，占銀行資產15%-20%，為銀行貢獻了約20%的利潤，如果房地產崩盤，整個國民經濟將不堪設想。”
中國經濟的現狀，讓宏觀調控走到了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
究竟應該如何理解認識目前的中國經濟?究竟應該如何分析判斷中國經濟面臨的這些熱點、焦點問題?我們本期特別策劃了一組“專家學者訪談錄“，希望能夠引發更加深入的思考和關注。
徐滇慶：把危機意識提到最高點
真正遭遇危機的民族，就是那些缺乏危機意識的民族，
不久前，徐滇慶在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作了題為《危機意識與金融改革》的演講，引起很大反響。
演講中，他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和潛在的危機進行鞭辟入里的剖析，并提醒要謹防金融危機。7月15日，就相關問題，《小康》記者深入采訪了徐滇慶教授。
《小康》：您曾經談到，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現在整個基本面的情況是比較好的。但在金融市場上，形勢比較復雜。在您看來，會有爆發金融危機的可能嗎?
徐滇慶：如果股市暴跌，資金外逃，這就是金融危機， 1997年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就是這個情況。但是中國現在的情況是股指大跌，從6000多跌破3000，可同時，本土企業沒有外逃，外面的資金還往里走。應該說企業界已經對我們的經濟給與了相當大的肯定,用老百姓的話來說是肉爛在鍋里了，沒有流出去。
錢還在，但錢到哪里去了呢?無非是一部分拿在大家手里，一部分存進銀行。2008年2月，全國金融機構城鄉居民存款余額增加9000多億，到了3月份，增加14000億，這個錢一部分是從股市退出來的，一部分是海外流進來的，還有一部分是老百姓積蓄的。在這么多資金的情況下，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通貨膨脹，這就是主要矛盾。
至于說股市暴跌，很多人要政府去救市，這個問題理論上有點說不通。現在股市情況很不好，那么把印花稅從千分之三降到千分之一，但應該告訴全體股民的是，如果股市暴熱，說不定哪天還要調回去。我們需要的是讓證券市場平穩、持續發展。
股民們不要有太高的期望，如果你能在股市上一年得到15%到20%的回報，那就很好很好了。因為投資實業只有10%到12%，你這有15%到20%，千萬不要把自己的期望值調到50%、100%，那個就意味著金融危機。
《小康》：那么說，我們必須確立應有的危機意識。
徐滇慶：對。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很強的防范危機的意識，必須要把防范金融危機的意識提高到最高點，因為世界各國都遭遇過金融危機，唯獨中國沒有。無論是美國、英國、法國，還是亞洲的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香港，臺灣，新加坡，都遭遇過，唯獨我們沒有。難道中國有防范金融危機的先天免疫力嗎?不是的。所以我們必須要把危機意識提高到一個最高的層次，應該達到這樣的程度：金融危機爆發的概率對于中國來說是百分之一百，要這樣來防范它。雖然我們現在不知道這個危機會在什么時候爆發，以多大的沖擊力出現，但是我們要做好百分之一百的準備，才能避免損失。
真正遭遇危機的民族，就是那些缺乏危機意識的民族。
《小康》：那么應該怎樣理解金融危機，您認為在什么樣的情況下，金融危機可能爆發?
徐滇慶：金融市場理論上由五大部分組成，證券市場、債券市場、房地產市場、期貨市場和外匯市場。我們中國的情況是，外匯市場現在幾乎沒有;期貨市場很小很小;債券市場，美國的企業債券相當于GDP的規模，我們現在GDP是24萬億，而我們的債券市場，1萬都不到，我們想發展，而我們的信用體系又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所以證券市場想搞大，也不容易，只能一步一步走。那么五個部分去掉仨，就剩一個房地產，一個證券。
證券市場現在大幅地波動，這個大家都看見了。而房地產市場呢?房價要是暴跌，跌過20%，金融危機一定爆發。
因為現在全國的住房按揭貸款29000億，而且大部分人都是20%按揭，如果房價跌破20%，就會出現大量的不良貸款，這種問題在西方也是吃不消的。而我們中國的問題更為嚴重，因為我們中國采取的是漸進式改革方式。
在改革過程中，三大原因使得我們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數字相當驚人。第一，以前計劃經濟下的一些部委現在不存在了，每一次行政機構的調整都會產生一大筆不良貸款，一直沉積到現在;第二，國有企業改革使很多大的國企解散或兼并，其債務進了銀行;第三，國有銀行自己造成不良貸款。所有這些不良貸款是整個經濟改革的成本，這個成本是要付的。過去的不良貸款要靠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的擴大，來逐漸稀釋它，最后還是要用貨幣政策買單的。可是現在如果房地產市場出現暴跌，就突然之間又會加上相當一塊不良貸款，這就會威脅到我們國家的金融安全。
所以，房價暴跌，這是非常不好的事情。但這種可能性目前還不大，因為社會上的錢太多;房價暴漲肯定也不好。房價暴漲的結果是銀行沒有什么問題，而老百姓要買不起房了，這個問題的性質是什么?就是我們應該發展保障性住房。這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小康》：那您怎么看待現在有些地方房價下跌的情況呢?
徐滇慶：現在有人說，因為老百姓買不起房，房價就要下降，這個在簡單的經濟學理論上似乎沒有錯，需求少了，那么價格可能下降。但中國的情況不一樣，中國貧富差距非常嚴重，實際上大概是12%的人擁有80%的銀行存款，這一點大家只要稍微關注一下咱們統計數據就可以得到很清晰的圖像。
佛山市的領導告訴我，說佛山一個市的存款已經超過了甘肅省，甘肅省還有蘭州啊，我馬上看統計年鑒，真是這樣。佛山在廣東還不是最大的，比它大的還有東莞，還有深圳，還有廣州。從銀行的統計報表可以發現，銀行存款高度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長三角、珠三角，這些地方聚集了80%以上的錢啊。如果全中國每年的商品房按照現在速度來蓋的話，這些高收入群體可以把我們五年之內完成的高檔商品房一掃而空，需求仍然很旺盛。所以對在北京的房地產商說，在北京賣房子太沒有挑戰性了，只要樓盤一開，老百姓通宵達旦地排隊、拿號，還要搖號決定賣給誰。在這么旺盛的情況之下，你主觀想象一下這房價下降可能嗎?回答是不可能的。因為資金太多。
如果把這個形勢弄清楚之后，我們應該采取的對策是，由政府出面，大量增加廉租房，經濟適用房的建設，給我們年輕人、工薪階層提供足夠的住房，而不是徒勞無益地去打壓那個高房價。
《小康》：但顯然，政府在福利房上的投入還很不夠。
徐滇慶：是的，現在踏踏實實地為老百姓做一點實事，那就是要拿出更多的錢來蓋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2006年以前，我們做得很不夠，沒有足夠重視這個問題。2006年，全國完成廉租房投資額47億。這個數字大家沒有概念，覺得很多了，47億呀。但是世界各國政府預算用于解決貧窮人口住房占它政府預算的2%到3%，香港5.5，而咱們中國2006年財政支出3萬8千億，47億僅占整個政府預算的0.17%，即使增大10倍也才1.7%，還不到國際平均標準。難怪老百姓住房困難，難怪我們的年輕人說，買不到房!
政府明明確確規定必須拿土地出讓金的5%，現在提到10%，來蓋廉租房。2006年全國土地出讓金凈收入2900億，10%應該是290億，5%應該是145億，但實際使用只有47億。請問還有100億到哪里去了?而且中央政府又直接撥了53個億給各地蓋廉租房。應該說，中央政府還是了解到老百姓住房的困難并且采取了積極措施的，但我們的具體執行缺乏有效的監督。
《小康》：從現在的情況來看，最令人擔憂的還有什么問題?
徐滇慶：資金流問題。資金流決定著我們的經濟是否安全。現在資金流沒有地方可以去，雖然咱們千方百計想對外投資，把一部分錢用出去，但是由于缺乏高級金融人才，這個數量還不太大;而流進來的錢卻越來越多。銀行里面城鄉居民存款余額又高達19萬億， 40%以上是短期和活期存款。最麻煩的事情就是負利率，一旦出現負利率，老百姓就不會把錢存到銀行去，會流出來。在短期內可能有個滯后，但長期它一定是這樣的。所以這就是我們當前所面臨的挑戰。這些錢很可能要進入房地產市場買房，買高檔商品房，因為沒有別的選擇。
《小康》：那么，為什么又突然出現了房地產商的“拐點” 說呢，房價下降，這個謎怎么解?
徐滇慶：解釋這個問題實際不復雜。因為國家看到這個大局后，在2007年10月，把已經執行了7年的穩健貨幣政策改為緊縮貨幣政策，也就是說要緊縮銀根。任何時候，通貨膨脹說到底都是貨幣現象，供給需求不變，我多印一倍票子，你看物價漲不漲。反通貨膨脹的目的是保護低收入群體，維護社會穩定。那么一緊縮誰倒霉呢?第一個受到沖擊的就是房地產企業。國務院和銀監會規定，房地產企業自有資金必須達到項目的35%。而長期以來，全國房地產企業自有資金平均數不到25%，有的房地產商只有百分之十幾，用老百姓的話來說，這是空手套白狼，自己沒錢，靠銀行貸的款，掙了錢歸企業，出了事就歸銀行。風險成本轉移，這是很惡劣的現象。要知道銀行的錢是全體儲戶的錢啊。
同時，2007年房價暴漲，房地產商就拼命圈地，地價非常高，一下子資金套住了。中央又規定，拿到地之后，一年不開發要收費，兩年不開發無償收回。因此必須開發，但自有資金不夠，銀行又緊縮，所以他們就制造輿論，說房價下降了。但是經過調查，結果完全不是這么回事。萬科是首先說它降價的，但有人對萬科在5個城市中的樓盤進行了仔細的調查，發現與2007年10月1日的房價對比，現在的銷售價格普遍高1000到2000塊。因此，我們在討論房價的時候，絕對不能看房地產自己喊的價，而要按照國家統計部門的歷史成交數據來看。
《小康》：目前需要防范哪些問題以避免危機?您對未來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怎么看?
徐滇慶：2008是金融領域的多事之年，國內股市大跌，房地產市場陷入低靡，資本市場動蕩起伏，通貨膨脹的壓力有增無減，大量資金源源不斷地由海外涌入，美國身陷次債危機，經濟明顯衰退，影響全球各大金融實體，金融危機愈發突顯，這是我們當前所必須面對的挑戰和考驗。歸納起來，一方面，絕對不能再給銀行增加不良貸款，這是要防范金融危機;另一方面，絕對不能讓貧富差距繼續擴大，損害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這是要防范社會危機。宏觀調控政策應該緊緊圍繞著這兩個危機來進行，這樣才能夠保證我們整個國家的安定和諧，保持經濟繼續高速發展。
人物簡介
坐言起行的經濟學人徐滇慶，1984年被派往美國匹茲堡大學學習經濟，并于1990年獲得博士學位，隨后受聘于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休倫學院經濟系，成為終身教授。現任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任志強：住房市場化再思考
政府應給人們一個政策的穩定預期，這是打破目前這種沉悶觀望的唯一有效出路。
1998年，住房政策由福利的實物分配改為貨幣化，房價成為備受關注的話題。2003年始，房地產業一度高歌猛進，全國各城市高樓林立的同時，日益高漲的房價使民眾怨聲載道，房地產商成為“暴利”的炮轟對象，中央調控政策頻頻出臺。2008年，房地產經濟由直線上升應聲而落，進入量縮價滯期。如何防止中國經濟的大起大落?怎樣保障作為支柱型產業的房地產經濟的健康發展?《小康》記者走訪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從房地產開發商的視角來思考中國的住房政策、房地產市場化與中國的人居狀況。
過于頻繁出臺的調控政策，讓市場失去了預期。誰都希望中國的經濟始終保持高增長、低通脹，但如果是以人為壓低的資產與資源價格的壟斷為代價，那么就必然是不可持續與重病后發的。也許今天的無法預期正來自于這樣一種結果。
《小康》：自從年初深圳房地產市場從高漲狀態步入滑坡，引發人們討論是否房地產市場的“拐點”就要到來。您當時是否定“拐點”說的。但經歷這幾個月，人們對房地產市場一直處于觀望狀態。您是怎么看這個現象的?
任志強：觀望就是因為社會與民眾無法判斷政策變化與未來的預期。每次宏觀調控政策出臺之后都會有一個觀望期，市場中不管是企業還是個人、不管是投資者還是消費者都在觀望中等待。
過于頻繁地出臺調控政策，讓市場失去了預期，無法根據政策預期的走向實施戰略或較長期的調整。最初的政策出臺，社會以為這就是預期了，但每次出臺的政策都在極短的周期中再次調整了。當社會中的投資與消費主體剛剛按著上一個剛出臺的政策調整了自己的經營與消費行為時，不久新政策就從相反的方向出臺更嚴厲的手段，讓市場與民眾無所適從。于是就形成了每次政策出臺之后都有一個觀望期，似乎形成慣例地都在等待“第二只靴子落地”。
另外，人們觀望還因為他們不知道政府是希望要控制通脹而犧牲增長速度，還是容忍一定的通脹條件去理順被扭曲的資產與資源價格來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我覺得政府應該盡快地給人們一個政策的穩定預期，這是打破這種沉悶觀望的唯一有效出路。
為了防止炒房者發財和防止炒房可能產生的泡沫，就一刀切地限制了住房的二套信貸，讓以舊換新、以小換大的住房梯次消費也成了泡影，甚至還清了貸款的也不能合理地用較低的消費信貸去改善住房條件，這顯然是不合理的。
《小康》：自2007下半年以來，政府為了針對房地產業的投機確實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對于購房者來說，影響最大的是對于購買第二套住房的銀行貸款上的限制;而對于開發商，也在信貸管理上做了相應的調整。作為房地產開發商，您是如何看待這些政策的?
任志強： 因為還有人住房情況較差或尚未改善住房條件，因此要限制有些人擁有第二套住房，這似乎已成為了多數民眾或輿論高唱的主調，政府也因此出臺了相關的措施以迎合民眾的呼聲。我認為是荒謬的。
最簡單的道理就在于不能因為有人還買不起私家車就不允許其他人擁有第二、第三輛車，社會主義不能因還有人貧窮就讓所有人都貧窮。有人說居住是個“人權”問題，有人說第二套住房多占用土地資源，第二輛汽車同樣占用著鋼鐵資源與燃料資源。任何非平均的消費都必然會占用更多的資源。難道可以用平均資源占用為理由而只能實現平均消費嗎?
如果用放水養魚的方式，則應是對無力購房的應保障群體用轉移支付的廉租房解決住房問題，對幫助的群體用免除土地出讓金的經濟適用住房解決，同時既然政府能對那些無力交稅的群體實施無償的或免除土地收益的方式解決以保障住房，為什么不能對納稅群體中的弱者用購買商品房免征定額的個人所得稅的方式給以幫助呢?那些超出了免稅額度的炒房人自然就不能享受免稅的權利了，那么在炒房獲利的風險與法定的免稅獲利之間，人們就不得不做出更理性的選擇，也許炒房的風險遠不如合理的免稅更有誘惑力。
央行和銀監會的信貸管理的通知僅僅針對商業性房地產信貸，只嚴格地控制了市場的部分(包括個貸)。這讓我產生一個問題，難道中國真的不要市場經濟了，不要住房市場化了嗎?
以萬科作為例子來說，他們的產品全部供向市場出售，他們所有的資金都是生產的流動資金而不是不動產的持有性投資。因此央行要求他們的注冊資本必須大于或等于項目資本金率，而股東貸款卻不能算作自有資金的怪現象。正因為這樣，也才有了所謂的封閉貸款的管理和開發貸與個貸捆綁式信貸管理的發明等一系列的計劃管理方式。
我們不否認這種信貸管理方式會增加銀行信貸的監管能力與安全度，但市場經濟中除了防范風險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提高資金的利用效率。如果安全是在降低效率的基礎上保障的，那么中國的經濟又如何形成競爭力呢?
24號文件明確了政府與市場分工的責任。它的實質是告訴社會與民眾，住房人權保障的問題是政府的事，政府必須從資金、資源、產品、制度上對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給以全面的保障，這與市場化無關，是政府的責任，做不好打政府的板子，用清楚的問責制與市場的管理分開。
《小康》：您多次在研討會上指出，同時也撰文表示：良好的住房政策是房地產業健康發展的基礎。作為房地產開發商，您認為目前的住房政策是怎么樣的，又該在哪些地方改進呢?
任志強：住房政策是個長期政策、龍頭政策，影響著市場政策與產業政策。在1998年之前，住房政策是福利的實物分配制度，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改善住房的條件，反而讓各級財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1998年的住房制度貨幣化分配的改革是市場經濟轉型中的突破。但當時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掩蓋之下，忽視了對低收入無房戶群體的保障體系的建立，留下了十年的遺憾。當我們試圖用市場化的方式解決保障性問題或無強制性約束的分層次解決住房的政策，這會造成公共產品嚴重的缺失，也會在最終形成了住房制度的扭曲。這就是目前所有的社會矛盾集中轉移于市場化和產業政策上來，同時也讓所有行政調控的板子打在了房地產行業上。
什么是中國的住房政策呢?目前尚沒有立法(如住宅法)而是只有1998年的23號文件、2003年的18號文件和2007年的24號文件。
前兩個文件中有明確的經濟適用住房與廉租房的需求，但沒有明確責任與資金保障，因此讓保障性的廉租房成了一句空話，也讓經濟適用住房飛出了保障性的軌道，混入到了市場的行列之中，成了富人們財產性收入的工具和行政性尋租的工具。
24號文件明確了政府與市場分工的責任。2008年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也特別強調了政府與市場責任的劃分與界定，再一次明確了中國的住房政策，即中高收入家庭靠市場(商品房)、低收入家庭靠政府(廉租房)、中間層介于兩者之間，上端政府幫助進市場，下端政府幫助進保障(分別為限價房與經濟適用住房)。
公共產品的十年缺失，讓更多的民眾將房價中被政府索取了大量土地出讓金，卻不能提供社會保障的責任轉嫁給了市場和開發商。該不該買房本是有完全支付或部分支付能力家庭討論的問題，但卻成了全民關心的事情，讓那些本就沒有支付能力的家庭也成了市場中的爭搶者，讓市場中增加了許多無理性的噪音。
《小康》：這幾年，社會對于房地產開發商多有責難，房價的看漲看跌也成為大家的熱點話題。作為華遠房地產董事長，您是如何看待這個現象的?
任志強：當房地產業被稱為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支柱型產業時，反對的聲音就從未停止，房地產開發商也連續不斷地成為重拳猛擊的對象，變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房地產業一方面在改善著城市面貌、增加著政府第二財政的收入、提高著城市人民的居住水平;另一方面又被當作經濟過熱的禍根和推動資產價格上漲的源頭。
該不該買房是個需要不需要的判斷，前提是有支付能力。否則人人都覺得自己該上月球、該有房、有車、有高等教育與高消費，這就成了天方夜譚了。討論問題應有前提與基礎。
什么時候與什么價位購房是與支付條件和預期收入能力相關的事，卻在市場中成了投資者的討價還價。更多的人不是以需求為前提，而是以房價是否能產生更多盈利為條件的討論，讓消費觀念產生了混亂。固然商品房具有雙重屬性，包括投資產品的功能，卻不能不強調社會輿論導向作用，更多地讓住房變成投資品的單一屬性，讓社會的預期發生了重大扭曲。
而政府出臺的各種嚴控政策則從限制、抑制投機變成了面對整個地產行業的調控。似乎炒房產生的危害遠遠大于解決與改善住房需求的實際效果。投資過熱已成為房地產業的副產品，讓支柱型產業不但徒有虛名，且連拉動內需都成了空話。解決保障性住房已壓倒一切地占了主導地位，而商品房市場化改革也成了備受爭議的錯誤。
于是住房是政治、房價是政治等等與市場原則根本無關或相背的口號都堂堂正正地出自政府官員之口并寫到了政府的工作文件之中。更有甚者，則是要用社會保障性住房的大量推出來降低市場商品房房價，將政府責任與市場責任完全顛倒了，也在干擾與破壞中國的住房政策和市場經濟。
政府在制訂政策時，不但要對貧窮者給予法律的保障，維護世界人權公約這一基礎，同時，也應該對合法收入與勞動致富給予肯定，并對財富給予必要的尊重。如果整個社會的平均水平很低，即使有保障制度也不會讓社會更快發展，也不會讓窮人過上更好的日子。
《小康》：您認為我們該如何合理地規劃好保障性住房與商品房，以此保證人們的居住權?
任志強：我們可以用分層次的交通體系來對比一下中國住房政策中的多層次消費問題。每個層次中又有高、中、低的不同消費層次。這些劃分恰恰是給不同收入的群體進行消費選擇的權利。
高收入的家庭可以選擇私人交通或公共交通中的高消費;中低收入家庭可以選擇適于自己消費能力的交通方式，如市內的私人交通、航空中的中等消費、火車中的高消費;低收入家庭則更多選擇公共交通中的帶有政府補貼或較低的消費方式。
住房政策也同樣。住房分為保障性的公共產品(廉租房)，半保障性的公共產品(經濟適用住房)，幫助性的半商品房(兩限房)以及商品房中的高、中、低檔房。不同的消費群體可以選擇不同的消費或保障，但絕不能將不同的消費群體放在一個水平上去對比。
市場只面對高或中高收入的家庭，這是中央與國務院文件定的調子，也是中國住房政策的重要改革之一，所以才有了商品房是給富人蓋的前提。
政府的稅收毫無疑問的應對那些缺少競爭能力的弱勢群體和貧困家庭給予逐步提高的社會保障，包括最低生活保障、收入保障、住房保障以及醫療、教育、退養等各種保障。但對低收入群體的保障性政策與法律并不同時和必須去限制其他人創造財富和增加財產性收入。
只有創造的財富更多、政府的稅收更多時，才有可能實行更多的轉移支付，建立更高的社會保障標準，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住房與收入上都是同樣的道理，只有市場讓整個社會的財富增長時，對窮者的保障才是真正的保障。
周天勇：中國企業的高成本寒冬
2007年，周天勇提醒，2008年中國企業的高成本時代真正來到，中國企業將要度過一個高成本的寒冬。與此同時，2008年的就業形勢也更加嚴峻。
周天勇是中央黨校的知名學者,對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問題有著深入思考和獨特見解,一直為人們所關注。
不久前,朋友們收到周天勇群發的一條短信息:“最近有一篇極左文章《中國的危機》,盜用我名在新華社專供報告上發表,責編xx,審稿人xxx,請轉發各位朋友告之。”可見這一事件對他頗有干擾。
《小康》記者此后對他進行專訪,他談到自己最近十分關心的一個問題是:中國企業將如何渡過一個高成本的寒冬。
《小康》：全國大批的中小企業現在陷入了停產或倒閉困境。而在去年的時候，你提出，2008年中國企業的高成本時代真正來到。中國企業面臨哪些現實困境?
周天勇：2008年是一個重要的宏觀調控之年，調控的手段是用各種貨幣政策控制信貸規模;控制土地供應，關緊土地閘門;加大項目審批和環評力度，控制投資規模等等。中國企業面臨多方面的困難。
首先是勞動要素成本的上升。新《勞動合同法》實施后，勞動成本普遍上升。以前很多企業不上保險，現在不上肯定違法。另一方面，農民工的生活費用在提高，工資標準也要提高。
其次是資金要素成本會上升。央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之后，整個信貸的規模受到限制，資金會非常緊張。資金緊張以后，到黑市上拆借的資金成本也在提高。廣東、浙江那一帶的中小企業還稍微好一點，因為有地下錢莊可以融資，但是山東、東北那些民營企業就比較麻煩了。
匯率也在提高，每年上升5%—6%到7%—8%這樣一個幅度，基本上外貿企業、出口企業的利潤都要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出口退稅也在減少。出口退稅的額度在下降，出口退稅率下降，有些甚至取消。這對一些企業的壓力非常大，本來出口退稅就是他們的利潤。
還有國際市場的蕭條，比如說美國經濟的萎縮導致需求的下降。
以上三個因素就導致外貿企業，特別是與出口加工有關的企業生存艱難。
再一個，就是通漲，原材料成本上升。在中國，原油價格與成品油價格倒掛格局非常明顯，煤電價格倒掛也由來已久，水資源的價格也過低，一些礦產資源的定價不能反映供應與需求的格局。2008年開始，逐步地理順資源價格體系。另一方面，國際油價居高不下，而且上升的勢頭不減，這些都直接推動企業用原材料價格的上升。另外，由于世界糧食價格的上漲，也會誘致國內糧價上升，導致用農產品做原料的各類企業的成本上升。
《小康》：中國企業能否熬過難關，取決于什么?
周天勇：從總體上看，中國企業2008年在成本和利潤方面遇到的挑戰可能大于機遇。能不能減少破產倒閉歇業企業的數量，企業能不能正常運營，取決于：從宏觀經濟看，國內需求擴大到什么程度，宏觀調控的程度和持續時間如何;從微觀方面看，技術和機器替代勞動力的程度，工藝流程能否改進，企業技術和管理創新如何，能不能在品牌和標準方面有所進展，提高土地和設備的利用率方面有沒有改進，能不能選到新的朝陽型的投資領域，勞動生產率提高能不能消化成本提高因素，項目選擇是否為國家支持等等。
《小康》：中小企業可能面臨的問題更突出，有沒有什么好的解決辦法?
周天勇：確實，中小企業受到的沖擊更大。金融機構在信貸投放上，將會保大企業壓小企業，保國有和國有控股經濟壓民營經濟，保政府項目壓社會項目，保重大建設項目壓規模較小的項目，其結果是不顯著增加就業的領域將會得到貸款，而顯著增加就業的個體微型企業、中小企業、民營經濟、中小加工服務業或建設項目，得不到貸款。
沒什么好的解決辦法。如果不收緊銀根，經濟發展的速度就起來了;可一旦收緊銀根，肯定是收中小企業的銀根。因為給了小企業，大企業就沒有貸款了，銀行就要虧損了。銀行不可能專門放中小企業的貸款而不放大企業大項目的貸款。
問題的關鍵與我們的銀行體制有關。美國3億人口，有4萬家銀行，互相獨立。我們13億人口，也就800家銀行。大銀行是不會給中小企業貸款的。這是一個鐵的定律。整個銀行體制不改那是沒用的。現行的銀行體制和貨幣政策就是損害就業而不是促進就業的。
《小康》：這樣可能導致的最壞結果是什么?
周天勇：企業倒閉，就業困難。發展速度提高不一定增加就業，但發展速度降下來的這部分是中小企業，就一定影響就業。速度和就業實際上是這樣一種關系：如果你掉下來的是第三產業，掉下來的是中小企業，那一定影響就業。如果增長的是大項目大企業，那跟就業沒什么關系，因為大資本大項目增加不了幾個就業。
經濟放緩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就業問題。當然，我不是說，以往的依靠投資拉動的就業結構是對的。但是，投資規模壓縮后，過去依靠投資拉動的就業結構如何調整，是一個需要考慮的重大問題。
《小康》：我們該如何平衡速度與通漲?
周天勇：這是經濟運行中的兩難。現在的問題是，你要選擇速度快的情況下的通貨膨脹呢，還是要速度放慢的通貨膨脹?而且速度放慢，通貨膨脹不一定就消除。因為無論是工資成本、糧食價格還是能源價格，這些東西并不取決于你的速度高低。所以速度降下來不一定能抑制通漲。
我認為今年甚至到明年的麻煩正在于，速度壓下來了，不一定物價就能壓下來。因為物價漲價的因素跟速度沒關系，勞動力成本提高也跟速度沒關系。
今年的CPI可以壓到6%就已經不錯了。
《小康》：你怎么看下半年的走勢?
周天勇：下半年的問題肯定挺多。第一，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會下來，就業會更加困難。速度很大的一個作用就是促進就業。速度上去不一定增加就業，但速度下來肯定影響就業。第二，整個控制通貨膨脹的壓力也比較大。國家形勢怎么走也很難判斷。
《小康》：有沒有可能出現大的起落?
周天勇：如果宏觀調控不好就有大落的可能。避免大落最好的辦法就是改革那部分阻礙投資、創業、經營、就業等經濟發展的政治體制：減少收費，減少收稅，徹底改革注冊登記制度。不再要什么工商登記，工商、質檢、城管、消防、安檢，交通行政、衛生防疫等行政收費通通停下來;再一個就是少收稅。改革的著眼點是要發展經濟、鼓勵創業和擴大就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從目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與經濟發展相關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包括：將目前還帶著計劃、行政、生產建設色彩的政府轉變成公共服務型和公共管理型的政府，大幅度地減少阻礙經濟發展、降低辦事效率的行政審批、許可、收費和壟斷。
如果這些事情不解決，其他的事情很難解決。
通脹：到底是誰惹的禍
筆者認為，此次通貨膨脹到底是“太少豬肉”還是“太多金錢”造成的，還需要看接下來幾個月的數據才能蓋棺定論。
★文/《小康》特約撰稿Michael Pettis
中國的通貨膨脹問題是近來最受矚目、也是專家們爭論得最火熱的一個經濟問題。
對于造成此次通貨膨脹的原因，學術界和政策界中都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解釋，也相應地存在著各自不同的政策建議。
一種解釋認為此次通貨膨脹都是“豬肉惹的禍”。
“豬肉論者”通過指出一系列確鑿的數據(大部分消費者物價指數的上升可以由20%的食品價格上漲來解釋，且非食品商品的消費者物價指數繼續保持在2%以內)，結論出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實際上只是由暫時的食品供應短缺所造成的，并將隨著食品供應問題的解決而得到緩解。
然而，“豬肉論者”卻并不認為中國政策制定者因此可以高枕無憂。他們認為，數月的高物價可以導致人們對通貨膨脹預期的變化，當這種預期的變化改變了人們的日常行為的時候，真正的通貨膨脹就很可能到來。溫家寶總理也表示了同樣的憂慮。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需要制造能夠使食品供應盡快轉上正軌的動力，并且盡可能地消除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
與“豬肉論者”的觀點截然不同的，是“貨幣論者”。《金融時報》曾發表了美國麻省理工大學Keneth Rogoff教授的一篇文章，稱“那些認為造成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的原因是‘太少豬肉’，而非‘太多金錢’的觀點，是嚴重錯誤的。”
“貨幣論者”認為，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是由過于放松的貨幣政策所造成的。
中國人民銀行要保持人民幣的兌換水平，就要大量地購買涌入中國的外幣。這些購買是靠制造更多的人民幣或各種債券的形式來實現的。這些新制造的貨幣或債券通過各種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渠道流入國內投資市場。國內投資的旺盛轉化為工業生產的旺盛。剩余的生產能力轉化為出口的增加，從而為中國的貿易順差又添一筆。
正是在這種循環的效應中，中國在過去的5年里不斷出現了高水平的貿易順差與高額的外匯儲備。這造成了中國出現了過于放松的貨幣政策下所有可能出現的癥狀：過低的真實利率、過高的投資水平、過熱的股市，以及最終可能帶來的通貨膨脹。
然而“貨幣論者”如何能夠辯駁“豬肉論者”雄辯的數據呢?
“豬肉論”的邏輯中有一個漏洞，即非食品類商品的價格雖然上漲不大，但并沒有下降。按照經濟學的理論，食品價格的上漲會引起人們在非食品類商品上花費的 一部分轉移到食品上來，從而會造成非食品類商品的價格的下降。
在理想的狀態下，非食品類商品的價格下降總量應該等同于食品的價格上漲總量。這種理想狀態在現實生活中雖然并不準確地存在，但確實存在著一種把非食品類商品價格向下壓的力量。
在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中，非食品類商品的價格非降反升，即使上升幅度不大，也暗示了很大的問題。
筆者認為，恰恰是食品供應的短缺掩飾了貨幣政策所帶來的通貨膨脹問題。換言之，正是由于這種非正常的食品價格的大幅上漲，通貨膨脹才未在非食品商品的價格中立即顯現出來;一旦食品價格停止大幅上漲，通脹壓力將在更廣泛的商品與服務價格上顯現出來。
筆者認為，此次通貨膨脹到底是“太少豬肉”還是“太多金錢”造成的，還需要看接下來幾個月的數據才能蓋棺定論。
如果結論不幸地證實“貨幣論者”的觀點正確，那么這幾個月的繼續放松的貨幣政策將給中國經濟造成更加困難的局面，而到時候唯一的解決方法——貨幣的大幅調整——也不是奉行漸進主義的中國財經政策的決策者們愿意接受的。
采寫/《小康》記者 郭芳 杜娟 蔣衛武 孫曉青 宋近雙(特約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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