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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亞洲創新論壇(AII)會議現場 攝影：伊東昌一郎

　　可持續增長正在成為亞洲商業領袖的新挑戰，第二屆亞洲創新論壇試圖從三個維度破解亞洲創新：金融、環境和人才

　　如果說中國是“世界工廠”、印度是“世界辦公室”的話，那么日本是什么呢?至少最近一段時期，日本的角色更像是世界的“會客廳”。

　　7月7日，北海道洞爺湖。 第三十四屆八大工業國(G8)高峰會如火如荼，包括中國、印度等在內的新興國家共二十二國元首也出席了這項擴大會議。同一日，九州福岡。由前索尼CEO出井伸之和瑞士Smadja & Associates戰略咨詢公司總裁 Claude Smadja共同創辦的亞洲創新論壇(Asia Innovation Initiative)迎來了第二屆思想盛宴，主菜單是“維持亞洲可持續增長的新支柱”。

　　亞洲創新的“危”與“機”

　　沒有任何經濟體的增長是天然被保證的，亞洲也不例外。美國經濟衰退的輻射，越南金融危機的突發，地區可持續性發展的瓶頸，全球價值鏈的升級與定位——凡此種種，都是身處其中的亞洲商業領袖不得不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在論壇開幕詞中，出井伸之這樣說道：過去的12個月里發生了很多變化，其速度就像“美洲豹”一樣。原來討論和擔憂的不少“概念”變成現實。在他看來，實現亞洲創新的三個維度主要基于金融、環境和人才。

　　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對“危機”進行了中國式闡釋：“危機”是由“危險”和“機會”兩個詞共同組成，挑戰與機遇并存。這個說法成為本屆論壇上的一句流行引用語。

　　“日本會不會從G5上跌落下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日本理事小手川大助列舉種種數據，提出一個振聾發聵的問題。贊同者有之，反駁者亦有之。

　　瑞士Smadja & Associates戰略咨詢公司總裁 Claude Smadja 在接受《中國企業家》專訪時指出：“日本市場相對仍比較保守。一部分是因為80年代后期經濟泡沫破裂，投機增長時代結束，人口急速老齡化，日本經歷了虛弱的經濟復興。等到日本從‘迷失’的時代中醒過來，世界已經大移位。跨國直接投資和國際資本急劇流動，世界資源分配很大程度上是市場驅動。由于誤導的政策、過時模糊的規定，對于外資的偏見，日本錯失了發展成世界金融中心的機會。現在日本正在謀求新的地緣政治和經濟環境。它在亞洲必須結合中國和印度的崛起來重新思考自己的價值定位。日本正在增加它的科技優勢——尤其是能源清潔和環境保護——在這方面能綜合利用與其他亞洲國家的關系。”

　　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國際管理系副教授黃亞生認為日本已在抽象上意識到開放的重要性，但落實到與其他地區的真正合作可能還需時日。英國《金融時報》7月8日的封面文章《日本哪里去了》中援引了一位日本外交官的話，后者指出，日本的天然角色是充當亞洲與西方之間、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之間的橋梁。

　　在亞洲經濟的框架下，日本商業領袖如何擺脫尷尬的現實處境?從論壇的觀察來看，他們對此并非毫無準備，但已努力向外尋求更廣泛的智力支持。

　　人才：學會創新的語言

　　“看來我們日本的企業家還是比較害羞。”在首場題為“全球經濟新潮流：商業應用”的頭腦風暴會議上，提問環節出現了短暫的沉默，出井伸之不由調侃道。

　　幾輪熱身之后，日本企業家慢慢活躍起來。工業成長基金CEO和首席代表富山和彥認為日本公司普遍討厭被收購的感覺，無論是被國內公司還是被國外公司。對于外國人的資本有強烈的否定。因為所有權改變，整個公司變化很大，員工受到影響。

　　香港恒隆地產集團董事長陳啟宗在《關于亞洲增長前景的企業領袖觀點：可持續增長的條件》的主題演講中說：“日本是質量(quality)社會，中國是數量(quantity)社會。”亞洲所面臨的挑戰一個是物質層面，還有一個是機構層面，是否能夠做到無縫鏈接，為經濟發展提供有利環境。

　　關于中國和印度的“龍象之爭”，陳指出，投資者可以有不同的選擇，但他們的確需要考慮能否承擔不投資中國所帶來的代價。“如果說印度有語言優勢的話。我想請問，印度到底有多少人可以講標準的英語?”

　　有與會者認為，美國、中國包括臺灣之所以創新發展很快，是因為有人才循環流動(brain circulation)技術創新確實帶來的各種便利條件如稅收優惠等，知識產權保護和衡量，治理質量、金融資本等等，又可以吸引新的創業園區。

　　宏碁創始人、智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暨首席顧問施振榮自豪為臺灣IT業培養了很多出色的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他強調了“腦力”的重要性。不僅要有創意，關鍵要能夠執行創意，傳遞價值。國際品牌營銷、以客戶為中心的理念、在降低成本的基礎上創造價值、國際化的管理、如何整合本地的人力資源。

　　有助于公司創新的文化包括：首先是，對于錯誤的寬容、表達不同意見、培養企業家精神、不鼓勵“我也是”(Me too)的說法、以客戶為中心。其次是，通過授權來發展人才。再次是，提供資源(時間和資金)以支持具有操作性的學習平臺。中國有句古話是“寧做雞頭不做牛尾”，這意味著企業一定要創造人才施展的空間。

　　日本內閣科技顧問黑川清提出了“B2B”的觀點，即從Broad(寬泛多元)到Brand(品牌聚焦)。他還提及小額貸款的成功使人們意識到個人的力量，這也是一種創新。我們常說的“全球化思考，本地化操作”，實際上應該轉化為“本地化思考，全球化操作”。僅有“知識”是不夠的，還要有“感覺”。

　　新加坡管理大學李光前商學院黃金輝中心主任 Kirpal Singh先是貢獻了自己如何實現MBA教育的創新經驗——每個學生必須變身為企業家，給予一定的資金支持，無論成功或失敗，把自己經營的真實案例寫出來。

　　隨后，他在回答一名日本企業家關于日語是否對企業家精神有影響的問題時，指出自己進行的一個語言能力與創新程度的研究。在這個研究中，日語評級比較低，屬于最不創新的語言之一，漢語也差強人意。“據我研究，英語之后的第二大創新語言是西班牙語。”此言一出，全場嘩然。

　　資本的重塑

　　創新平臺公司合伙人William H.Saito是一位年輕的日本海歸派，英語流利，姿態飛揚。他從投資人的角度直率地指出日本需要復興“耐心的資本”。在上個世紀70-80年代，日本經濟迅速崛起，靠的就是像索尼、本田這樣具有長遠目光的極富耐心的技術投資。此外，科技公司還需要技術投資人的指導。

　　在金融如何支持技術創新的專場里，他講了VC如何幫助公司改造技術應用的例子：一個技術公司發明了一種可以判斷酒是否到沸點的技術，但沒有市場出路，作為投資人他們深入細部，認為技術本身沒有問題，但技術應有有待改造，于是在VC的指導下，該技術應用到食品工藝上，公司面貌大為改觀。他還尖銳地指出：“日本社會很難容忍失敗的文化。如何給那些科技公司第二次機會?日本商業史上并不缺乏支持科研的耐心的資本。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索尼公司。為什么到現在，資本反而越來越短視了呢?”

　　日本創業板JASDAQ證券交易所CEO筒井高志介紹說，該證券交易所在2007年底推出了支持科技創新企業的NEO服務，實現新的上市規則、階段性信息披露，有專門的技術評價咨詢委員會，提供更多關于投資者關系的建議。

　　臺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吳榮義則討論了亞洲金融整合的可能性，他提出兩種方案：一個是建立統一的亞洲證券交易所;另一個是形成各地區證券交易所的聯盟。

　　迪拜國際資本公司執行主席和CEO Sameer Al Ansari提出“從中東到亞洲的新絲路”的概念，并宣稱已在中國成立一個高達10億美元的迪拜中國投資基金。其投資地的選擇標準包括更加安全、健全的金融體系;少官僚主義;具體的投資決定。“如何更好地利用資本”是這個年輕的阿拉伯商業巨子心頭揮之不去的命題。在日本企業家的再三追問下，他透露說在中國的目標投資行業鎖定在旅游業、金融業。

　　并非無關的價值系統

　　韓國首爾國立大學工商管理教授趙東成說了一個段子：他在參加某個國際會議時，與會者預測未來世界五強，分別是美國、歐盟、中國、俄羅斯和印度。“我覺得很奇怪，作為韓國人，我發現日本和韓國都沒有被人看好。為什么呢?”帶著這個問題，他觀察了半天，終于發現這是因為日本和韓國缺乏價值系統(value system)。“會議共有兩大議題，一個是經濟和全球化，另一個是貧窮和疾病問題。100多個日本與會者都聚集在經濟議題的會場，沒有一個參加第二個論題。而中國、印度、俄羅斯的參會人員卻有不少參加了后者的討論。”

　　無獨有偶，長江商學院院長項兵也認為需要反思一味發展經濟而犧牲環境的企業行為。“超前思考”以及“為后代思考”是企業家應該駐足考量的重要命題。他甚至講到了要慢下來，保持生活方式的多樣性，要有能夠欣賞芭蕾舞的情致。“對你的學生講他們要考慮200年以后的事情，他們不會覺得您很怪么?”主持人不由自主地追問。“有一些覺得我怪，不過至少部分能有所觸動。”

　　在創新上，項兵還舉了一個形象的例子：無論怎么模仿達芬奇，你都成為不了達芬奇;但你可以獨辟蹊徑，成為畢加索，成為同樣偉大的人物。

　　協作、基于地區資源互補的深度協作;分享、擁有全球視野的智力分享成了亞洲商業領袖的共識。如何真正將亞洲創新論壇上的共識落地，而不只是看上去很美才是最最迫切重要的。

　　采訪手記：福岡印象

　　窺一斑而知全豹。廁所文化往往是最見國民性的細節。在這方面，日本人已精致到馬桶上。最高級、環保、貼心的衛浴裝置是這樣的：坐定水箱才會出水等待，入廁完畢即有男、女兩款洗滌模式選擇，為了避免尷尬而設置了背景音按鈕。

　　干凈，還是干凈。酒店的睡衣每天都會換不同顏色的花邊，冰水的玻璃杯外有保護蓋。便利店7-11門外的垃圾分類箱達到4種，每站地鐵的標記上都有卡通畫，代表本站的獨特風貌。甚至連眼科廣告上都出現猴子的漫畫。在生活方式的精致程度上，中國落后日本至少有二十年。

　　福岡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工業及高科技城市。汽車、氫能源、納米技術屬于政府產業計劃，“機器人”是當地特產。美麗的博多港見證著這座城市的往來熙攘。

　　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本尼狄克特在其知名著作《菊與刀——日本文化面面觀》中提到：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愛美，既頑固又適應，既保守又好新。在最不可思議的矛盾和神秘里，在環保意識和精神潔癖的驅動下，日本人正在尋找新的方向。無論如何，這不是一個可以小視的鄰居。